发布时间 : 星期一 文章蒙特洛斯：新历史主义更新完毕开始阅读dff8fa70f242336c1eb95ed1
意味着以象征性形式表达的继承观念系统，靠着这个观念系统人们能交流，延续，增长生活知识和培养生活态度。（《阐释》，89页）
在格尔茨的象征性人类学中，文化是指号过程的媒介，是“一组控制性机制——规范行为的——计划，方法，规则，指示?”（44页）；是通过“管理”习惯、做法、人工制品等可以用文化一词来笼统称呼的产品集合从而管理社会生活的一系列符码。这是马歇尔·萨林斯所说的“象征性指意”的文化观念的另一个版本，“世界上人类的行动应该看成被文化设计调节过，而文化设计同时给给实践经验和习惯性的实践及二者之间的关系下命令”。（《文化》8卷，55页）
格尔茨的作品给文学评论家和文化历史学家提供的不是一种有效的文化理论，它不是足以用来叙述行动中的，活在个人和人类集体演员的表演和叙事中的文化的示范性的、纯文学性的方法。格尔茨把他的修辞上自觉的种族志实践叫做“厚描”。（《阐释》，3-30页）“它是我致力说明的”他断言，“在表面字谜游戏上理解社会的表达。”（5页）名族志工作者的“像文学批评家”（ 9页）——我们甚至可以加上一句，像新批评者。所以用一个形而上的奇喻来描述他的“文化观念”：
相信…人是一只被他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悬空吊起的动物，我把文化也看成那种网，所以，对文化的分析就不是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寻求意义的阐释科学。（5页）
“厚描”描述成“阐释性叙事”会更准确：它抓住一件事情、表演或别的实践，通过询问最细小的枝节来揭示陌生文化的道德观。
毫不令人吃惊的是，格尔茨方法和风格在人类学学科之外而不是其内部赢得了更多的羡慕者和模仿者。不同信仰的人类学家强烈批判格尔茨的要把物质斗争动力升华到集体想象形式的趋向，他对异域图景在别人看来印象式的描绘，他厚描产生的孤立破碎的“地方知识”，它把“‘文化文本’相互联系?或把它与经济、社会变化普遍过程相互联系中的失败”。（沃特兹，551-552页；或阿萨达；山克曼；克拉潘咋挪）
格尔茨聚焦于地方性土著文化意义，而不是社会普遍规则；聚焦于文化连贯性，而不是社会斗争。后面那种阐释性偏见——和它在受格尔茨象征性人类学影响的社会历史学家和文学评论家中产生的后果——已经成为新近批评中占据比重很高的话题。罗杰·基辛的话简明地概括了这个话题：“文化是神秘化和意义的网络。我们需要探问是谁创造，是谁定义了文化意义，其目的是什么。（161-162”页；也可见于拉卡普拉的《声响》；佩克拉；比尔萨克）换句话说，格尔茨分析方式的批评者集中于文化诗学抑制或包含文化政治的方法。
Ⅲ
在典型的新历史主义文章或书本章节中，格尔茨厚描模式会在开头作为文化、历史疏离策略使用的逸闻范例中表现得很明显。在一些新历史主义者的著作中，这类逸闻会精巧地转化成阐释单元用以引出一个持久的论点；在另外一些情况下，这种方法只是时尚、或公式化罢了，是历史上好奇之事的联想式堆积。所以瓦尔特·科恩把新历史主义方法（或反方法）的特征标明为“随意性联系”：“在方法论上，策略被受制于社会中的任何一个方面都与另一个方面相关的假设。没有组织原则来确定这些关系。”（34页）为了描述这个现象，多米尼克·拉卡普拉提供了广阔的选择空间，你可以选择“轻易的观念联合，并置，或拼贴?隐约的蒙太奇，或者，只要你愿意，现剪现贴的现场制作”。（《声响》，193页）
新历史主义著作尤其容易受到此类回应的攻击，因为它常常未能对自己的方法、文化模式做过持续一致的理论归纳。在对文化动力观念的默契或前后不一致的认识基础之上，新历史主义研究有时似乎意味着他们讨论的话题仅仅是靠文化偶然性或批评家的善辩才能联系在一起（“随意连通性”）；或者是相反，它们之间有基于文化决定论原则（“抑制”）的必然联系。
在《文艺复兴自我重塑》（4-5页）中把他的批评课题称作“文化唯物主义”后，格林布拉特在《莎士比亚协商》中回到这个名词上并对它进行了修改。这项事业现在被定义为一项“形成集体性的不同文化实践并探索这些实践之间关系的研究”；它关注“集体信仰和经验怎样形成，从一个媒介移动到另一个媒介，以可控制的审美形式集中在一起供给消费，艺术形式的文化实践和别的临近的表达形式之间的界限是怎样划定的”。（5页）用明显的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词汇表达成对“临近的?表达形式”（我的强调）之间的差别的研究，文化是诗学倾向于以牺牲连续性过程为代价强调结构性关系；其效果是，它把互文性轴线调准为文化系统内诸文本共时性关系，而不是自足的文学历史内诸文本之间的历时性关系。
格林布拉特的程式寓意之一——早期新历史主义者在格尔茨文化观念上就已经普遍含有的寓意——就是“艺术形式和别的临近的表达形式”能表达根本的偶然原则或生成性、规定性文化符码，两类表达形式之间相互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不同种类实践之间的这种生成关系比喻系统的表面言说中表现得尤其明显。所以格林布拉特在论文《虚构故事与摩擦》中如是说：
我想在医疗实践和戏剧实践之间建立的联系不是因果关系或源头与文学表达的关系。相反，我们是在处理一种共享的符码、一套连锁交错的不仅作为目标物还作为表征的条件起作用的比喻和比拟。（《莎士比亚》，86页）
新历史主义者著作中内含的文化模式似乎来源于格尔茨和福柯观念图式的交汇处：具体讲，来自格尔茨的文化融合论，把文化解释成本地化、集体性的标识物系统观念；和福柯早期的知识历史观，它着重阐释比拟，拒绝因果性“以便建立异质之间的既汇合又有时分歧，但从不自足的序列，这种序列能使我们划定事件的‘逻各斯’、它流动范围和出现的条件。”（福柯，《话语》，230页）新历史主义者批评实践中让它的批评者不解和恼怒的因素可以解释为（尽管不是总能轻易自圆其说）这个文化模式的隐在的结果。新历史主义这的一些著作暗示，文化是一套能表达内聚的、整体的、闭合的（“有限制的”或“缝合的”）意识形态的共享性标示系统。对这种模式结果的争议和质问似乎表明它与形式主义分析模式的姻亲关系。它们包括对新历史主义研究对象上比喻性关系而非偶然关系的方法论假设；包括对文化作为文本，物质生活、社会政治关系之话语性质的强调；包括批评者自愿强加的以表现在特定文本和文本化的表演上的文化内共时性过程为对象的研究局限；还包括文化范式同意识形态的抵抗、冲突、变化的动力之明显的不相容。
新历史主义者文艺复兴研究中提出的意识形态、抗拒问题有关术语——其他专业领域已经广泛确立的术语——就是一对简化的、物化的对立词“抑制”和“颠覆”。这些术语——似乎是对国际、国内都带来恶果的冷战意识形态的遗留——再次证明完全只是分析、辩论中乏力的工具。但是，它们是英美文学批评和一团和气的政治文化中视角转换的有意义的指示器。意识形态问题已经成为美国学界批评话语中可接受的，甚至处于中心的议题，社会文化批评焦点也由统一、互惠、
意见同一向差异、主导、抗拒转向。从经典、意见统一向多样化、争论的重点转移正是过去几十年间全国范围内人文学科争论的焦点——这场争论是在大学校园里、畅销书名单上、公众媒体、政纲宣言里和政府机构资助名录里展开的。正是在文化政治——像它们的替代物一样——语境内，“新历史主义”是作为抑制和颠覆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而形成的学术场所。这场斗争可以简化为下列情景。一些批评家认为个人或集体主体可能拥有对抗各种形式的主导、排斥、同化的有效代理物。另一些批评家强调早期现代国家的功能，如国王，他们抑制明显的颠覆性姿态，甚至生造颠覆性姿态以便抑制它们。前一派批评家与后一派批评家发生了强烈的争执。在的格林布拉特的论文《隐形的子弹》中有一个著名的论断：主导性秩序生成颠覆以便让颠覆本身消亡表明了“权利的条件”。（45页）因此，为“对颠覆的抑制”所作的总括性的辩论本身就是对诸多辩论的颠覆，因为这个词组把主体的代理物降格为主导秩序的虚幻的、飘忽的效果。颠覆-抑制之间的二元对立逻辑产生一个闭合的意念结构，产生了互相定义、互相依赖、互相补充、共谋合作的词语对。
很显然，为关于意识形态操作的“抑制”位置所作的更为广阔的假设和寓意，不仅对珍视个人自决自由人文主义理想的传统派，而且对有志于把自身话语实践直接介入意识形态再生产过程的文化批评家来说，都是可疑甚至令人警觉的。“对颠覆的抑制”立场的极端处就意味着阅读强调历史断裂、主体不可避免奴化的福柯著作；这样就没有了学术改变和争论的场地。这种立场似乎可以看成是在复活伊丽莎白时的世界图景，但此时已经变成了一种讽刺的形式。近期的评论者越来越多地抓住《隐形的子弹》中那个引起争议的论断，错误地把那篇文章抬高到文化律法的位置上，进而偏颇地把它看成新历史主义的中心教条——有时还用它来对明确涉入反对格林布拉特的论断的人的作品归类。这些主张只是因为反复印刷才获到信任和权威；但是，对“抑制假设”的承认并不能概括那些称为新历史主义者的作家的著作，它也不能概括格林布拉特的全部作品——或者说，同样的道理，也不能概括福柯的全部作品。
弗兰克·林特理查的激烈言辞可以概括福柯式新历史主义者关于主导者生产和对颠覆的抑制之推定性辩论，他说那是：“一个预先安排的，居于能产生虚幻的政治效果之一‘对立’的单语代理物之上的斗争场所”。（《福柯的遗产》，234页）但是，这种严格的抑制论认为饱蘸社会空间的、无定性的、以条件而定的权力关系实际上是由国家机器中固定化的权力决定的，因此，它过度简化了福柯的微妙的、灵活的、动态的权利观念。福柯强调指出
权利的可能条件…不应该在中心点的初始存在处，一个能产生并发散次级、延续权利形态的独特权利源头寻找；因其不平等 ，流动的权力关系基底倒是常常产生权利国度，但这种权利国度经常是地方性的、不稳定的。（《历史》，一卷，93页）
对福柯来说，权利从来不是单语的；权利关系经常不只意味着权利的多重场域，也意味着抗拒的多重场域。他说这类抗拒场域的组成、强度、效果是多变的：
权利关系的严格的关系特征…取决于抗拒的多点性：他们扮演权利关系中对手、目标、支撑或手柄的角色。…抗拒…只能存在于权力关系的策略性区域。但这不是说它们只是反应或重扑，形成与基本主导相关的，最终总是被动的、注定永世不得翻身的底面。…抗拒的点、结、聚焦以不同的浓度在时间和空间上分布。…那是否意味着没有剧烈的裂变、大范围的对立破裂呢？有时，回答是肯定的。但更为常见的情
况是，人们处理的是移动着的、暂时性的抗拒点，在转换不定的社会制造裂隙，分裂统一的事物，制造重组，凭自身在翻找着个体自我。…毫无疑问，这些抗拒点策略性符码化使革命成为可能，就像国家依赖于权力关系的制度一体化。（一卷，95-96页）
福柯的灵活可变的权力关系观念可能适合于制造颠覆以便抑制的地方性例子，但它也承认革命性的社会变革，以及权利和抗拒的其他可能模式。如果一方面意识形态主导不能单语、集权、闭合的；那么，另一方面，革命叛乱就会相对少；抗拒的模式、事例——颠覆、对抗、叛变、征用——更倾向于分散性地发生在地方上，其后果变化多样、更为有限。我们只需阅读福柯本人的著作即可确证颠覆-抑制的无望的不足是权力关系动力和具体特征的解释模式；还可确证有必要在抗拒的诸形式间、抗拒可能性的不同条件间作更细致的区分。
在抑制-颠覆争论语境下，我自己的立场是，闭合、静止、单语和同质的意识形态概念必须用一个异质、不稳定、可渗透和过程的概念代替。雷蒙德·威廉姆斯的富有价值的著作《马克思主义和文学》用这种动态的、对话式的词汇来给意识形态进行理论定义。通过强调“具体、有效的主导内外的行动和倾向之间的相互关系”（121页），威廉姆斯明确认为，任何时间点上的存在都具有留存性和生成性、对立性和选择性的价值、意义和实践。这些“行动和倾向”转换的交汇处会在意识形态场内产生概念场，在意识形态场内里主导者会被挑战，与意识形态场相对的是，概念场会时时刻刻被重新定义、重新受到辩护——因此也会时刻遭遇变化。意识形态主导由不同个体文化生产者拥有的种族、性别、阶级、职业、年龄和别的社会位置的具体交集来定性；由消费、拨用、拒绝文化产品的观众、听众、读者占据的异质的位置来定性；由被制造中的文化媒介的——相对的自足性——特点、可能性、和局限来定性。换句话说，意识形态主导的生产、再生产和拨用中涉及的多层协调得留下空间：得为国家公民的集体代理、局部代理和个人代理留下空间；得为他们使用的表征形式的生产和分配的来源、惯例和模式留下空间。它强调文化和意识形态动态的、？的和时间性的模式——主导和从属地位的永不停歇的斗争，连续和变化、身份和差异的永不停歇的交替出场——这种视角就打开了文化诗学通向历史的大门。
像抑制和颠覆，主导和争斗这样的二元对立术语总是辩证的、相对的；它们的交汇、竞争和效果在具体的、变化的汇集处产生。在1940和1950年代，文学-历史学术研究非常在意揭示如莎士比亚一样的经典作家的意识形态传统。但是，近来文化政治的气氛下，批评家确证自己喜欢的经典文学作品为对作家自己的正典“具有颠覆性”已经成为一种时髦。通常，这种看法是基于更为形式化、内在化，更少历史性、辩证性的分析，暗示着“颠覆性”是特定文本或特定文本类型隐含的本质。
事情发生之前，颠覆只不过是潜在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事情都不是内在地、本质地具有颠覆性；换句话说，不能保证所，存在一种独立于言说、语境和接受之外的先验。同样道理，不是想一想一个观念激进就可以使它具有颠覆性了： 而是它言说的语境：对谁说，对多少人说，在什么情况下说；甚至有人会更进一步说，这个颠覆的主意不仅应该被人理解，还应该真正用来拒绝权威或让权威认识到它完全可能这样利用。所以，只是不加限制地谈论“颠覆性想法”会具有误导性；我们关心的是…一个社会性过程。（13页） 在此，关键的概念是“言说?的语境”，它不仅指特定观念、程式或行动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