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三 文章第五章 中国革命的新道路更新完毕开始阅读e3ffb26fb84ae45c3b358ced
组织问题。会议批评了“左”倾领导人“单纯防御”战略和逃跑主义的错误，重新肯定了毛泽东等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增补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由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会后，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军事行动，这样，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被重新确立。会议改变原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意见，决定红军北渡长江，至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据地。由于遵义会议解决了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又在组织上结束了“左”倾领导在中共中央的统治，这就在极端危险的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二）长征胜利
遵义会议后，红军进行整编，开始北上，准备渡赤水河，再在四川的泸州和宜宾间渡长江，与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会合。1月29日，红军渡过赤水，随后挥师东进。因遇敌阻击，红军于2月18日二渡赤水，重入贵州，奇袭娄山关，再占遵义。其间，歼敌20个团，取得战略转移以来的第一个大胜利。正当国民党军调整部署向贵州进逼之际，红军于3月16日三渡赤水，再入川南，造成又要北渡长江和红四方面军会合之势，调动国民党大军聚集川南。然而，3月22日，红军却突然掉头东进，四渡赤水，南渡乌江，直通贵阳。而当滇军增援贵阳时，红军主力已穿过湘黔公路，直插云南昆明。随即，一部佯攻昆明，主力则调头北上向金沙江挺进。当国民党军再赴金沙江时，红军已赢得了9天时间，于5月初在绞车渡巧渡金沙江，到达四川西南的会理地区。至此，红军终跳出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实现了北上的战略意图，取得了战略转移途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红军北渡金沙江之后，到达四川西南大凉山区。通过冕宁结盟，得到彝民的理解和支援，使红军顺利过境西昌、大凉山区。红军通过大凉山区后，迅速到达大渡河南岸的安顺场。5月25日，17名红军勇士乘小船强渡成功，夺取渡口，为红军部队渡江获得了一个通道。随后，红军沿河上索，5月30日，22名红军勇士冒着枪林弹雨，攀着铁索飞夺泸定桥，为红军部队渡江获得又一个通道。随后，红军全军顺利渡过大渡河。
红军渡过大渡河后，攀登川康边界终年积雪夹金山，占领四川北部重镇懋功。1935年6月16日，同从川陕革命根据地退出的红四方面军会师。
懋功会师增强了红军力量，也增强了红军的胜利信心，两个方面军的红军将士会师后犹如久别的亲人，都兴奋不已，对前途寄予了新的希望并充满了信心。6月18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继续北上，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迎接全国的抗日高潮来到。但是，一场不曾预料的重大斗争却随着懋功会师后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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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时，红一方面军有二三万人，红四方面军有8万人。当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了解这一底细后，即在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上提出了特殊的主张和要求。在军事问题上，中共中央坚持北上的方针，而张国焘则主张南下川康边。在组织问题上，遵义会议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而张国焘则想改组中央和中央军委。面对这一情况，6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北上创造川陕甘根据地。同时，决定由张国焘代替周恩来任红军总政委。7月，红军到达毛尔盖。8月4日，中共中央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定》。会后，决定将红军按驻地混合编成右路军和左路军，共同北上。右路军包括原红一方面军的第一、第三军团和原红四方面军的第四、第三十军，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左路军包括原红四方面军的第九、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军和原红一方面军的第五、第九军团，由张国焘、朱德率领。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行动。8月27日，右、左两路军分别穿过荒无人烟的松潘草地，到达川西北的巴西、阿坝。这时，张国焘决意推翻两河口会议和毛尔盖会议北上的方针，打电报给中共中央，要右路军全部南下。鉴此，中共中央在巴西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率右路军中的第一、第三军团和军委纵队约8000余人连夜离开巴西，以避免可能演成的红军内部自相伤害的悲剧。
9月12日，中共中央所率红军到达甘肃省迭部县俄界，在这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号召红四方面军将士团结在中央周围。会后继续北上，攻克天险腊子口，越过岷山，通过渭水封锁线。10月19日，翻越六盘山，抵达陕北吴起镇，与陕北革命根据地红十五军团会合。至此，红一方面军战略转移结束。随即，毛泽东在12月27日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第一次把红军的这一战略转移誉称为“长征”。
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南下后，于10月5日在卓木碉非法宣布另立“中央”，公然分裂党和红军。1936年1月2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责令张国焘立即取消自立中央，停止一切分裂活动。是时，由于红四方面军在天全、芦山站不住脚，与到达陕甘的红一方面军的处境形成鲜明反差。同时，随左路军行动的朱德、刘伯承不懈地同张国焘进行斗争。1936年6月，张国焘不得不宣布取消第二“中央”，所部退往西康甘孜地区。这时，于1935年11月从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出发进行战略转移的红二、六军团达到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合。7月初，红二、六军团编为红二方面军。红二、四方面军的汇合，增强了反对张国焘错误的斗争力量。由红二、四方面军领导人参加的甘孜会议决定北上与中央会合。7月，红二、四方面军从甘孜出发，经东谷、阿坝、包座，于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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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0月到达甘肃会宁、宁静地区，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红军长征胜利结束。 红军长征的胜利，保存了红军的基干，实现了中国革命由东南到西北的战略大转移。固然，红军在长征途中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和牺牲，据记载，红一方面军由长征初的8万人减少到6500人，红四方面军由长征初的8万减少到5000人(包括后来西征的减员)，红二方面军由长征初的近1万人减少不到5000人。但是，这千辛万苦保存下来的红军成为了革命队伍的骨干和种子，且落脚陕北又实现了中国革命力量由东南到西北的战略转移，这为中共党和红军的生存、发展，为中国革命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力量基础和空间条件。
红军长征的胜利，充分地表现了红军的生命力，集中地体现了红军的英雄本色。长征途中，红军面临的困难是无法想象到的，她面临着具有近代装备，十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面临着自然界的无数艰难险阻，包括河流、雪山、草地、饥饿等；面临着党内先是逃跑主义，后是分裂主义的危害。而且，这些困难又不是单一而是交织在一起起作用的，如果党和红军哪怕在其中某一个方面的某一个细小的环节上失误，都会带来不堪的后果。幸运的是，红军战胜了上述一个一个困难。其间，红军击溃了国民党军410个团和无数地方武装，占领过五六十座城市，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红军战胜了自然界一个又一个的险阻，其中，红一方面军在2.5万里的长征中，先后渡过湘江、乌江、金沙江、大渡河，翻越夹金山、岷山、六盘山，雪山行程2700里，沼泽草地行程600里；红二方面军在2万里的长征途中，渡乌江、金沙江、陇江、翻雪山过草地；红四方面军1.5万千里的长征途中，由于受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折腾而更加艰辛，除渡江过河，翻雪山外，还往返草地3次。正是这些胜利的取得，充分地检证了红军的生命力，体现了红军的英雄本色，从而写下了一部人类生存史、奋斗史上壮丽的史诗。
红军长征的胜利，又宣传了红军的主张，播种了革命的种子。红军长征先后经过了11个省，红军得以向这11个省的近2亿民众宣传了土地革命主张和抗日主张。同时，由于留置于长征途径各个省的红军伤病员在极其艰难条件下所进行的宣传和指导，推动了这些地区的革命斗争。
红军长征胜利的意义正如毛泽东当时便总结的：“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征两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在我们的胜利，敌人的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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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南方红军的游击战争
红一方面军长征后，中央苏区成立了中共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根据地军区，领导留在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和游击队，在赣粤边、闽赣边、赣东北、闽西、闽北、闽东、闽南、浙南、湘南、湘赣边、湘鄂赣边、鄂豫皖边、豫南桐柏山、广东琼崖等8省14个地区坚持游击战争。南方八省的红军战士，从1934年到1937年坚持了三年最艰苦最困难的游击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们遵照党的指示，奔赴抗日战场。
三、总结历史经验，迎接全国性的抗日战争
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和抗日民主运动的迭起，要求国内各政党对国内形势和阶级关系的新变动做出科学的分析和估量，并据此制定相应的政策。
1935年12月中下旬，中共中央在陕北瓦室堡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张浩所作的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报告，分析了国内形势和阶级关系的新变化，讨论了中共党面临的主要任务，以及完成这一任务应当采取的战略和策略。25日，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提出了实现反日反卖国贼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措施。
为了贯彻瓦窑堡会议精神，进一步从理论上说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彻底批判党内“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同时注意防止右倾错误的出现，毛泽东于12月27日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分析了九一八事变以来国内政治形势的特点以及敌我力量的对比情况，阐明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求。
瓦窑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次会议，实现了党的政治路线的真正转变，而为了迎接抗日战争的到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土地革命战争10 年的经验教训作了认真总结。
在政治路线方面，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取得重大突破。毛泽东在重新区分了资产阶级的两部分，初步揭示了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来源及其表现特点，确定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的基础上，提出了革命转变的新思路。在1937年5月召开的苏区党代表会议上，毛泽东针对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的新形势和党内的思想状况，集中论述了无产阶级领导、革命前途和转变问题，指出中国资产阶阶级民主革命任务不能由资产阶级领导完成，必须经过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因此，革命归谁领导“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
在军事方面，系统总结革命战争的经验，尤其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彻底清算“左”倾教条主义的军事路线，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规律，形成了一整套军事思想体系和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人民军队的战略战术原则。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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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的战略问题》中，着重反对了那种只重视掌握战争的一般规律，忽视掌握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喜欢照抄军事条令，照搬俄国革命战争经验的教条主义，指出“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特别是大国家大民族均有其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同样不能呆板地移用”，在战争规律的研究上“，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
在思想路线方面，初步清算了教条主义，系统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为使全党从教条主义束缚下解放出年来，1937年7、8月间毛泽东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从思想方法论的高度分析了发生“左”倾和右倾错误的原因，深刻地批判了主观和客观相分裂、理论和实践相脱离的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论证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必要性和极端重要性，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实践第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等一系列重要的理论观点，从而为党认识中国革命规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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