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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而非通常的倒U型关系。
Hannes和 Eglit（2009）对城市大气污染浓度、水污染和人均GNP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在14个污染物研究中，人多数呈现N型特征，其对应的人均GNP介于1887美元和11632美元之间，而其它一个研究物是大气总悬浮颗粒与人均GNP呈单调下降态势。
3.国内研究概况
对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中国的学者研究时间不长，但不可否认的是，国内的实证研究也取得了不小的进展。研究综述从两方面阐述。
3.1对国家整体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检验研究
张晓（1999）采用国家纵向历史截面数据对中国进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检验，发现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已表现出较弱的EKC特征。
陆虹（2005）采用全国人均GDP指标和人均二氧化碳排放指标进行分析，选取三次样条插值法扩展数据和状态空间模型，发现人均GDP与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间存在交互影响关系，而不是简单体现为倒“U”型关系。
刘耀彬（2009）利用三次函数模型，选择关键要素指标，对我国整体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变化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发现：大多数污染物与收入存在倒Ｎ型曲线现象。
刘杨（2010）采用1995-2008年31省市的面板数据，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指标代表经济增长，以六大工业环境污染物指标代表环境污染，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分别拟合我国中、东、西以及东北地区的经济-环境曲线；计算经济与环境之间关系变化的转折点并判断各区域经济与环境之间的态势。
3.2对某个地区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检验研究
肖蓉蓉（2007）年利用湖南省1988-2004年的数据，对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进行回归分析，环境指标采用了工业废气、废水、哭啼废物和工业粉尘，经济增长数据采用湖南省人均GDP，实证结果表明，湖南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存在N型、倒N型和U型三种关系。
王伟（2008）通过陕西省1986-2006年间历年的人均GDP和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的统计数据，推断出陕西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之间不存在ECK的关
系，其发展仍在拐点之前，有明显的波动特征。
程磊磊通过对无锡市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总体性研究，进行了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利用变系数固定效果模型拟合环境污染随经济发展的演变轨迹，进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分析。推断出江阴的固体废物污染和废气污染的演变轨迹都是倒U型，符合EKC假说，这两种污染具有减轻方向转变的趋势：在市区和宜兴，三种环境污染的演变轨迹都是倒U型。
耿强（2008）根据长三角（上海、江苏、浙江三省）的面板数据通过对浙江省内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与工业“三废”及其人均量之间关系的研究，发现了一种新式EKC曲线一??N”型曲线。
董娴（2009）根据陕西省1990、2008年人均工业三废排放量与经济增长建立模型分析过去二十年陕西省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表明该省环境指标与人均GDP的演替轨迹并不完全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特征，人均工业废水曲线呈N型，废水排放量随经济增长先增加后减少而后又增加，人均工业废气曲线与人均工业固废曲线呈同步型，排放量随经济增长而增长。
4.国内外研究新动态
为了通过实证研究来解释EKC，一些学者把产出结构、消费结构、国际贸易、民主等变量加入简易模型中。Debruyn(1997)指出，如果这些变量与收入入密切相关，那么这些变量与收入及收入的平方项之间就可能存在着严重的多重共同性，各个变量的单独影响很难分解开，这将使回归得到的估计系数难以理解。因此，他建议运用其他方法来研究各种影响因素对环境质量的效应。由于需要的变量很明确，而且各变量的数据能够获取，他认为，对于解释EKC来说分解分析是一种富有吸引力的工具。
事实上，有些学者已经开始利用分解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各种影响因素对环境质量的效应。胡鞍钢（1993）通过分解分析建立了环境质量变迁的规律和成因，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增长是影响环境质量恶化的主要因素，技术变迁是影响环境变迁的最活跃因素，，Grossman（1995）把经济增长对环境质量的效应分解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以解释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退化）之间的倒U型关系，Debruyn(1997)将环境政策引入分解
分析，并应用分解分析方法研究西德和荷兰SO2排放减少的原因，其研究结果表明：经济结构变化不是主要原因，而环境政策才是真正原因。Stern(2002)把污染物排放量的变化归因于投入结构、产出结构、规模和技术的变化，建立了非线性排放分解模型，并且运用该模型对全球SO2排放变化进行了实证分析。于峰（2006）在Stern的非线性排放分解模型的基础上，估算了中国的经济规模、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生产率和环保技术对工业SO2排放的贡献率，结果显示经济规模越大、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变动加剧了环境污染，生产率提高、环保技术创新与推广降低了环境污染。此外，李长明（2008）在研究中国经济增长、能源消费和SO2排放之间的关系时，把SO2排放分解为经济增长效果、节能效果和能源转换效果。陈六君等把污染排放的变化分解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清洁技术效应和污染治理效应，分离了清洁技术和污染治理技术对减轻污染的贡献。这些研究把经济发展对环境质量的总体影响按照影响因素进行分解，能够计算出各种影响因素对环境质量变化的贡献，可以较好的解释环境质量随经济发展的变化轨迹。因此，将EKC研究和分解分析相结合，能够全面地、更系统地研究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5.研究综述评述
从参考文献发表年份来看，国外有关研究起步较早，21世纪以前我国相关文献较少，说明那是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问题还未引起广泛关注。到了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的告诉发展，环境问题凸显，如何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逐渐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有关文献数量也明显增多。国外的实证研究选取的环境指标内容上较为广泛，除了工业三废污染，还包含了汽车尾气排放等污染指标，而且经济与环境之间关系大多呈现EKC曲线特征。
国内的实证研究大多是对中国整体或者某单个城市进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检验研究。范围广泛，内容难免不够精确。而且引用较多，自身内容较少，有些显得苍白无力。除此之外，大多数学者的研究重点为EKC是否存在和EKC的形状，多采用历史数据对某一区域进行研究，对面板数据的研究较少，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方面的研究主要针对环境污染（三废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很少考虑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从研究的
地域范围来看，主要局限于中东部经济发达区域，对西部落后地区研究较少，从研究内容来看，对于我国或本区域（省市）EKC形成机制、内在和外在因素阐述较少，大多只停留在理论层面。
需要指出的是，倒“Ｕ”形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任由环境的恶化，相反，我们必须努力寻找解决环境恶化的途径，环境容量是有限的，有些环境污染是不可逆的，一旦环境恶化到一定临界点，超过一定的生态阈值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是不可估量的。如果在我国经济发展起步阶段，许多重要资源就造成严重枯竭或环境退化，那么，将需要很长的时间和很高的成本才有可能使之恢复。并且根据“环境治理成本递增”定律，随着环境质量的下降，每一单位的治理成本也随之上升，局限于眼前经济利益，不及时制止环境污染，后果得不偿失。
随着我国环境与经济发展矛盾的日益尖锐，如何利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从实证角度去研究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关系，找到收入与环境压力的拐点，或是削平峰值，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对我国今后的发展显的尤为重要。是否每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都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倒Ｕ形假说呢？实际上并不是这样。这是因为库兹涅茨选取的是一些特殊国家的数据，如美国、德国、法国等经济发达的国家，库兹涅茨曲线的分析结果只是作为一种经验。
实证，同时也不能简单的用于预测，库兹涅茨曲线也没有很强的理论基础。所以很多科学家对此提出了异议。Robers等对环境污染和收入水平进行分析，并没有发现明显的倒U型关系。而且， Shafik认为，即使存在倒U型关系，但长期内这种关系可能也会消失，也许会出现如Ｎ型关系。从国内的各种文献也可以看出，回归出来的曲线并不一定呈现库兹涅茨的“倒ｕ”型曲线。各种形状包括U型、Ｎ型、倒Ｎ型、线性，甚至是没有相关性。如彭水军和包群在《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中，发现人均GDP与环境污染指标所表现出来的关系有U型、倒U型和N型等
国内文献大多采用人均GDP作为经济发展指标，但是人均GDP水平并不是唯一能影响环境污染的因素，其他因素如人口规模、产业结构、技术进步、环保政策以及贸易开发等也会影响库兹涅茨曲线的形状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采用国内数据所做的计量分析与库兹涅茨环境曲线所采用的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