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三 文章当代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更新完毕开始阅读e5916a8e83d049649b66588e
进入城市就业时，无一例外是依靠熟人介绍的。技术员来自辽宁白山市，到北京来投奔中学同学；装修店老板是河南人，从十几岁就跟着村里的大人到建筑工地干活；服装店老板是在北京大红门有店铺的“浙江村”人，不到二十岁就跟着家里人到北京学做生意了；绣花女工来自河南，早先也是村里人带她出去学绣花的；有着红脸蛋的服务员是甘肃人，到北京之前，曾经在兰州姐姐家开的餐馆里打工。然而，他们二次或再次就业的方式就发生了变化。技术员在工作中认识了其他老板，在高工资的承诺下跳槽；装修店老板艺高人胆大，在山西打工时听说北京的建筑比较赚钱，就孤身来到北京创业；服装店老板在生意中遇到了同是浙江人的丈夫，两人强强联合，生意做得更加红火，他们自己进货，自己当会计，但请的导购却是高挑、漂亮、泼辣、能撑得起北方衣服模版的东北姑娘；绣花女工在给浙江老板打工，靠着别的绣花女工介绍，在“浙江村”已经跳了好几次槽，她平时喜欢上网，在南方打工的网友给她描绘了一幅在南方发展的美好前景，接受采访时她正准备辞职到南方找工作；红脸蛋的服务员来到北京，在一家饭店门口看到招服务员的启事，又看到从饭店里出来了一个也是红脸蛋的服务员，就去问她是不是甘肃人，于是原先在饭店里工作的红脸蛋甘肃姑娘就给新来的红脸蛋姑娘介绍了工作。
遇到困难时，他们会去找谁呢？一般的回答是老板、朋友、老乡。很多受访的外来就业者都意识到，关系是变动的，必须在变动的经济和变动的关系中不断地编织自己的关系网，才能立足和发展。人们的关系可以从无到有，也可以从有到无；可以从强到弱，也可以从弱到强。为了某种利益，好朋友可以变成仇人，新结交的同事则可能成为合作伙伴。原有的社会关系或者太狭小，或者不够用，必须不断地建立、调整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
四、“差序格局”的三个维度：伦理、感情、利益
对于“差序格局”的发展取向，杨善华、侯红蕊指出差序格局越来越呈现出“理性化”的趋向。“理性化”是以现实的利益考虑为基础提出的。也就是说，“理性化”的农民被认为更多地从个人、家庭利益的考虑去维持和发展人际关系。
“理性”一词在社会科学中颇有争议，我们可以说那些斤斤计较的理性经济人有理性，也可以说那些花费大量礼金维持亲属关系的农民有“社会理性”。实际上，人们追逐的经济利益总是嵌入到了某种文化和社会规范中，没有纯粹的利益，所有的利益都被人为地赋予了价值。但是，在乡土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原先处在某一群体中的“自我”觉醒了，在伦理的阴影下，人们开始发现自己的感情和利益。伦理、感情和利益一起，构成了现实中国乡土社会差序格局的三个维度。
费孝通所说的“差序格局”主要体现了伦理上的关系。伦理的基础是道德，表现在相互关系上，强调的是“应该”如何，是彼此能在权利之间保持一种平衡关系。情感的基础，则是“情愿”或“愿意”。“关系”的另外一个维度是利益。相对于伦理和情感，这里的利益是指各种现实、世俗、功利上的“好处”，包括权力、地位、金钱、物质等种种有形无形、被生活中的人们称作是“实惠”的东西。[13]
以伦理为取向的“差序格局”重视父系血缘，尊重长者的权威。但乡土社会的开放性与农民的流动性增强，使靠传统习得的行为规范不再是灵丹妙药。农业收入占农村家庭收入比重持续下降，非农活动收入占农村家庭的收入比重持续增长。非农化削弱了农村家庭的生产功能，从而作为生产单位领袖的“家长”也随之大权旁落。同时，老人在家庭中的经济贡献下降。这些因素共同造成老人权威的衰落。[14]纵向关系的削弱伴随着横向关系的加强，夫妇之间的关系日益成为农村家庭关系中的主轴。笔者在2005年、2006年夏天曾分别在河北、山西农村进行调研，发现婆媳关系紧张的现象较为普遍。媳妇在场时，婆婆往往不敢说媳妇对自己不好。媳妇一走开，婆婆就开始哀叹自己的命有多苦：自己做媳妇时要受婆婆的折磨，如今熬成了婆，又有厉害的媳妇骑在自己头上。有趣的是，婆婆们对自家和别人家的婆媳关系评价是不一样的。对于自家，往往指责自家媳妇在品德上的问题，也会责备儿子太软弱，总护着媳妇；说到别人家的婆媳关系时，就会说那家的婆婆不懂事，霸着家里的财政大权不交给媳妇，儿子自己都成家了还要把打工、种地的钱都交给父母，难怪婆媳关系处不好。
人们利用既有的和新开发的“差序格局”去获得利益。在以利益为取向的“差序格局”中，个人归属的群体边界相对清晰，人们之间的关系相对来说更为平等和一般化，私人关系的色彩被弱化了。人们仍然要区分自己人和外人，但区分的标准更多是以现实利益为差等。
晋南的S村，解放前没有可供灌溉的水源，全都是靠天吃饭。1967年，在大办农业的浪潮中，县政府在S村的临村F村建成了一座扬水站。扬水站依靠电力把地下水和附近的河水抽取到地面上来，使周围分属两个乡镇七个村庄的旱田变成了可浇灌的水田。扬水站水资源的管理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第一是县政府下属的扬水站，第二是各村的水官，第三是各小队的水官。扬水站的管理人员有事业单位的编制，村民们非常眼红，也千方百计地想让自己或自己的亲属能进入编制。事实上，能进入扬水站的人往往不是上过学、聪明能干的人，而是在村里家族势力比较强大的人。各村的水官负责上传下达，联络扬水站和各小队的水官。村一级的水官活儿轻，而且有扬水站和村委会发放的双份补贴，也是一个肥差。往往是那些跟村长关系好的人才能捞上这个差事。各小队的水官并不是正式的职位，它的产生是因为浇水按照小队为单位进行、必须有人统筹负责产生的。小队的水官本身就是要浇水的用户，县里和村里都不给他报酬，他的好处是通过自己精打细算，掌握好用水量和每家的水费得来的。小队的水官不仅要精明强干，而且要在队里有人缘：他要么家族势力强大，要么跟村里人的关系处得很好。同一小队的人、同村人、家族在不同的时刻，以不同的认同方式联合或分裂，其考量的标准是利益取向的。
五、从“差序格局”看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从对费孝通“差序格局”的解读，到“差序格局”的继承和发展，我们可以看到：费孝通四十年代的“差序格局”，是先于个人、外在于个人的社会结构，它决定了处于这个格局中的人的行为。个人即使有欲望、有感情，仍然会服从于社会结构的规定。对于个人而言，最好的莫过于能认识到社会结构的设置原本是为了满足社会中人的需要，这样个人就能更好地遵从社会的安排。后人对“差序
格局”的再研究，除了发现“差序格局”的顽固存在之外，还发现了差序格局的发展和变化，以及在差序格局下有感情和利益考虑的个人。
个人与社会，孰先孰后，孰主宰孰服从，是社会学自开端以来就让人辩论不休的一个话题。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风华正茂的费孝通接受了当时流行的结构功能理论，认为“差序格局”先于个人，决定个人的行为。而后人们则发现，个人并不完全听命于社会的命令，行动中的个人造就了新的“差序格局”。但是，后来的人也发现，新的社会关系的发现和构造，往往沿着传统的思路去进行。一个陌生人往往以某种我们熟悉的名分成为自己人。这正如上世纪八十年代吉登斯和布迪厄在讨论结构与能动性时指出的那样：具有能动性的个人在创造社会结构，而个人又是被结构化过的。
无论如何，个人能动性的发现使人对将来的世界充满期待，因为世界将变化，未来不是确定的，社会因而有朝着更美好的方向发展的可能性，而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其中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正如费孝通先生在回顾一生学术历程时，也对年少时的研究进行了反思。他说：“社区研究必须提高一步，不仅需看到社会结构，而且还要看到人，也就是我指出的心态研究。”[15]社会结构并非脱离个人的社会事实，它类似某种虚拟的制度，以实践性知识的方式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规范着不同情境中个人的行动。个人因为具有反思能力而自觉地接受了结构对其的约束，但个人的行动同时也是本能的、有策略的、有创造能力的。由此看来，社会生活并非可以简单地用社会结构决定个人行动或者个人行动产生社会结构来概括，它是一个鲜活的社会过程。差序格局这一概念的形式与内涵，仍然在随着现实生活的变化而改变，其丰富的意义，有待后代学人持续的关注与解读。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