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二 文章罗尔纲先生的学术风格更新完毕开始阅读ead1d2e60242a8956aece419
认为：“自念一介病夫。既不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就应该用笔来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57)
（2）世道。十年“文革”是对我国学术事业的严重摧残，但罗先生却在“文革”期间坚强地从事着自己的学术事业。郭毅生教授对此分析说：“在十年浩劫的炼狱般的生活中，罗尔纲已年近七十。当他挨完批斗，回家摘下黑牌时，一种出于对祖国、对科学的热爱，使他马上投进了书的海洋=书中有他的自由王国，太平天国史中有他的乐园。他忘掉窗外‘横扫一切’的喧嚣，像蜜蜂一样在这乐园里翱翔。在随之而来的‘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讨伐下，许多人被迫放弃科学研究，罗尔纲却以一种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沉静继续钻研着。他的学术成果就是在如此多难的环境中坚定不移地猎取到的。”(58)
（3）健康。除了时势和世道的因素外，我们还应该明白，罗先生对学问的不断探索是在他不断地与疾病的斗争中进行的，他还有一部长达70年的“挺胸咬牙的痛苦抗病史”(59)，在他90岁时，他出版了记载他与疾病斗争历史的《抗病记》。他自小就是一个体弱多病的孩子，青年时，他与遗精症作斗争；中年时，他与肠胃炎、水泻和疟疾作斗争；中年以后，他与神经官能症、眩晕、高血压、偏头痛、失眠等疾病作斗争；到了耄耋之年，他又与便秘、痔疮、前列腺肥大、眼疾、牙病、皮炎等疾病作斗争。有时，他坐不得，动不得，只好站着写稿。长期的磨难，使他久病而成良医。在与疾病的斗争中，有自己对生命的自信，有对身体锻炼的重视，有对祖国医学遗产的研究和利用，更有对学术研究事业热爱的支撑。他在长期临床经验中坚毅和努力探索的精神，在令人钦佩的同时，也许还会感到几多的愕然。(60) 其与疾病的斗争史，未尝又不是一部不断探索的历史呢？
（4）家庭。罗先生有5个子女，早年就靠他一个人挣工资养家糊口，撑起这个家很不容易。1934年，罗先生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工作，当时一家五口人，就靠六十元工资过活，生活很困难。孩子们长大工作后，情况并不乐观，夫
人陈婉芬没有工资，最小的女儿罗文昭从小就落下终生残疾，生活不能自理，在家护养40多个春秋，子女受罪，父母苦心是不言而喻的；另一位女儿罗文陟在南京工作，体弱多病，生活困难，也需要为父的接济；在老家，罗先生的七妹一生坎坷，晚年境况不佳，罗先生也曾设法解决她的养老问题；再后来，与他青梅竹马的夫人久病多年，在床上不停地呻吟。他承担了家庭的责任，他对子女充满了爱，1975年10月30日，他在给其六妹、七妹的信中说：“至于文昭从小患痴愚症，医药无效。四姊还能料理自己，她比不上四姊，需要人照料。我们健在时还好，到我们身后，如何打算，这是我和你嫂一个重累。”(61) 但是，家庭的重累并没有影响他的学术追求。
（5）名利。不断探索的精神，还表现在他心无旁骛，不为功名利禄所诱，热爱自己的学术研究事业。他平时粗衣素餐，起居简朴，淡泊名利，不尚虚荣。罗先生自己回忆说：“1934年，我再来到北京。当时中华文化基金委员会有一个文书工作要我做，每天只写几封信，工作很清闲，每月工资一百二十元，做满两年，由该会送去美国留学。我认为不是学术工作不愿干。另一个工作是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考古室助理，整天要做编目工作，月薪只六十元，这个研究所的助理都是多年不升级不加薪的，我认为是学术工作，却欣然接受了。”(62) 解放后，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一级研究员、著名的历史学家，工资待遇应该高一些。但他觉得自己拿了高薪，深感不安，遂向所方申请，要求降低工资。后来组织上批准了他的请求，他才心安理得。(63) 1956年，江苏省南京市太平天国纪念馆建成之时，江苏省文化局热望罗先生出任馆长，可是罗先生坚辞名位，结果文化局另派吴荣成任副馆长。他在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工作期间，编辑出版了大量的太平天国文献史料，但他总是谢绝当主编而署单位名称，而本该属于他的稿费，他却分文不要，全部留给博物馆。每次给他寄稿费，他总是原款退回，一再要求把这些稿费用于该馆的事业发展。(64) 1989年，太平天国史学界筹备成立太平天国史研究会，当时陆仰渊和方之光赴京请罗先生担任会长。一提
到会长，罗先生就说：“我这个人从来没有当过什么长，连上小学班长都没有当过。会长应当请学有专长，又有活动能力，且为大家公认的人来当，茅家琦不是很合适吗。”罗先生的这一建议，后来即为太平天国史学界所共同接受。(65) 一生不计名利的人，其事不胜枚举，以上只是为众所稔知的事例而已。
罗先生的女儿罗文起说，生活困苦，干扰不了她父亲；人世冷暖，甚至像当年那样陷于全国性的挞伐，他也视若虚无，专心治学。(66) 有记者曾经问罗先生治学有成最重要的体验是什么？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说：“两条。第一，要敢于硬着头皮碰困难。第二，不为名利，忠于真理。”(67) 由知可知他顽强的探索精神。罗先生能够克服以上因素的影响干扰而不断地探索，不断地追求真理，成就自己的学术伟业，成为太平天国史研究的一代宗师，确是超乎常人想像的。 1931～1934年，罗先生在贵县期间，因一个“偶然的机缘”而走上太平天国史研究的道路。他在整理家中藏书时发现《光绪贵县志》残本中《张嘉祥传》与薛福成《庸盦笔记》中《张忠武公逸事》对张嘉祥的人物形象的记载完全不同，由此引发了他研究太平天国史的兴趣。后来，贵县成立修志局，聘他“专负责关于贵县太平天国史迹的咨询”，由此他得以有条件阅读了不少与太平天国史有关的书籍，并根据所见到的材料，写成了一部《太平天国广西起义史》。1934年，他重入师门，胡适叫他每天到北平图书馆去看书，他“专看太平天国史料部分”，由于这里的太平天国史料丰富，他说：“看了这些资料，才知道我从前在家乡所见的史料的贫乏，根据那些贫乏的史料写成的《太平天国广西起义史》算得什么呢！”此书已交当时的亚东图书馆印行，因此他赶紧写信去要求取消前议。自此以后，他除了在北平图书馆“锐意阅读太平天国史料”外，还“自己也搜访太平天国史料，一天一天的积聚”。(68) 这就是一种永不满足、坚持不懈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才能不断地去追求，才能构起自己的学术大厦。在史料搜集方面的这种永不满足、坚持不懈的精神在南图摸底这一壮举上得以充分的表现。他从1950年开始，用了10年的时间，在南京进行太平天国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他
带领工作人员深入到南京图书馆的各处书库去摸底搜寻，把70多万册书按其编类，逐排逐架、每册每页地翻阅查找，终于搜集整理出1200万字的太平天国资料，使许多被蛛网尘封的孤本秘笈，得以重见光明，公之于世。正是由于他亲自带头入库，坚持10年不懈地沙里淘金，才给新中国的太平天国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简又文评价这一壮举“当为太平天国史吐发不少新光”。(69) 由此看来，历史研究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罗先生的这种治学精神。历史研究的基础在于史料的搜集，而史料的搜集是没有尽头的。在特定的条件下，人们搜集的史料总是有限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搜集的史料会越来越多。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人们建立在原有史料基础上的一些结论，是否会因为新的史料的发现而不能成立呢？而且，不同的学者掌握的史料不同，对史料的理解和认识也会不同，那么，在同一问题上就会形成不同的观点。如果发生了这些情况，人们是否会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去面对呢？罗先生以“不苟且”的态度对待这些现象，因此，他才会不断地发现新的史料，对他人的观点从善如流，不断地修正自己的观点，从不把自己一时得出的观点作为定论，也从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由此我们可以断言，一个勇于不断探索的人，总是虚怀若谷，从善如流的。在这方面也有许许多多的事例。
1965年2月9日，他在给恩师王庆成的信中就说：“我从1958年起即已改正从前在《钱江考》所说建都天京为预定的说法。及得读影印《李秀成供》原稿后，所定有关方面各稿，就完全肯定天王主建都河南与东王主建都南京这一历史事实。”同时他还说明他从1955年已改正了太平天国曾行耕者有其田的看法，而有些同志直到当时还引据他的“旧日不正确的看法”。(70)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史学界对太平天国起义于何时的问题提出了再讨论，钟文典教授专门就起义的具体时日问题写信向罗先生请教，罗先生很快答复说：“太平天国起义日期是一件大事??既有同志提异议，必须严肃对待问题，若纲考错了，即应公开声明照改；若不误，亦应‘疑义相与析’。故1981年有《金田起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