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六 文章罗尔纲先生的学术风格更新完毕开始阅读ead1d2e60242a8956aece419
期再考》。”(71) 其实，关于金田起义的日期问题，罗先生长期在进行研究，早在1937年由于新史料的发现曾经放弃过自己原先的看法，而提出了自己新的看法，而至此时，仍能有这样的表态，于此尤能见其执着的探索精神。1980年6月，他在给邢凤麟的信中说：“考证要如法官审案，铁面无私，自己以前的认识有错了，也同样要否定。”他指出，关于洪秀全之死，我们过去记洪服毒而死，是据自曾国藩刻的《李秀成供》所载，这是曾国藩的盗改，所以我们根据李秀成自述原稿都改作病逝了。(72) 关于太平天国的民歌问题，1980年9月，他在给陈聆群的复信中指出：“最近有同志在报刊上批评我在《太平天国史稿?李秀成传》（增订本）内引《农民领袖李忠王》这首民歌，这确是我的错误，是应该检讨的，??”(73) 1980年12月，罗先生又给祁龙威教授写信，对祁先生《太平天国研究概论》一文中对他的批评表示虚心的接受。他说：“至承示‘美化’一点，确为缺陷，正在考虑如何掌握事实，怎样端正观点，力求‘平实’，敬请时加指教，??”他还说：“又大著指出纲误用歌颂李秀成民歌，确是不错。近年撰的《李秀成传》已经删去了，承指出，至谢。”(74) 1983年，罗先生发表了《苗族英雄张秀眉传》一文，6月22日，他给郭毅生教授复信说：“尊示与前年祁龙威同志所指示者完全相同，纲同深感激，非交谊诚笃，曷能如此。”他承认：“拙著各传采用传说、民歌不少，尊示‘58年前后间，调查者或有未尽如实，往往有意拔高，文词亦或嫌现代化’，实为主要毛病。??今蒙赐教，一定对拙著加以严肃检查。”(75) 1984年，《安徽史学》发表了徐川一先生《太平天国的科举考试“始自辛开元年在广西永安州时”吗？》一文，该刊编辑部给罗先生寄去2册，罗先生收悉后，“非常感动，特撰《对旧著〈太平天国史稿?科举志〉举行考试始自永安州时说法订误》一文”，立即改正自己以前的观点，他在给该刊编辑部的复信中还坦诚地说：“纲撰此文，怀有区区微意，窃拟向贵刊建议为百家争鸣提倡一种好风气——互相切磋、承认错误的好风气。鄙见以为，提意见的同志应本学术为公、与人为善的态度，以和风煦日的文笔提出商榷的意
见，而被提意见的同志则应以闻过则喜和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去接受批评。”(76) 1987年6月，他给钱远镕复信说：“承指示拙文《〈资政新篇〉的版本》，只能说明剑桥本比上海本先，而不能即此断定剑桥本为初刻本。尊见很对，至感指教！因即使将来再有新发现，能证明其确为初刻本，而今天只据两个本子的校勘即作此论断，也是不合于考据原则的，处理问题必须严肃。”(77) 罗先生在从善如流方面最令人感动的是关于天历的研究。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罗先生便对太平天国天历进行研究，多次与董作宾、荣孟源等专家讨论，并于1937、1948和1954年先后3次写出考证文章，提出了57条证据来证明自己的假设和结论，应该说他所下的结论是相当谨慎的。但是，在他第三次写成考证论文后两个月，中华书局的曾次亮提出了罗先生的考证中假设不合理的问题，罗先生不但没有将曾的意见视为异端，反而视为朋友对自己的诚心爱护和帮助，他虚心地听取意见并深入研究，勇敢地承认曾次亮的意见是对的，并通过进一步研究，提出了新的见解，使新的结论无懈可击：由此可见，罗先生从不以专家、权威自居，从不觉得自己长期研究的成果就是定论，这正是不断探索精神的体现，也是不断探索的目的所在，科学研究的目的就在于不断地接近真知。
罗先生治学精神的重心在于不断创新，惟有创新的目标，才能激发学者进行不断探索的热情，由此而使“不满足”内化为学者的日常精神状态和平常的心理构件。罗先生的学术创新更多地体现在，他的学术观点常能发人之所未发。如他长期研究太平天国的土地制度和政策，不断打破陈说，包括推翻他自己早年的论断，他以80岁高龄，还执笔万言，写成《再论天朝田亩制度》发表，文中论证太平天国统治苏、浙地区时，“着佃交粮”是普遍的，而地主收租却是局部的，这个论点发前人之所未发，在史学界产生很大影响。再如关于李秀成的评价，他并不单看《李秀成自述》上的“白纸黑字”，而是深入联系其一贯表现及其“足智多谋”、“外柔内刚”的特点，从而提出伪降说与“苦肉缓兵计”的学术观点，这也是独树一帜而很有说服力的。(78) 类似的学术观点很多，不再赘述。
罗先生治学的不断创新，不只是表现在他具体的研究领域，更重要的是，他对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这应当是他对学术界的最大贡献、留给后人最宝贵的学术遗产。他并不满足于得出若干创新的学术观点，而是要不断地总结出自己的研究方法。他长期用考据学的方法研究太平天国史，因此，他对考据的方法有过总结，写出《本证举例》、《辨伪举例》、《说考据》等论文；他鉴定《李秀成自述原稿》的真伪，正如前文已述，他对笔迹鉴定亦有过理论和方法的思考；他长期注释《李秀成自述原稿》，又对注释体例进行探索，写出了《我对裴松之注〈三国志〉体例的批判与继承——〈李秀成自述原稿注〉的体例》一文；他多次撰述和修订太平天国通史性著作，总是在不断探索这种著作的体例，终于形成了“综合体”这种通史著作的新体例。他的新体例是“对纪传体经过多年三番四复的改变而成”，又可以说是“用多种体裁结合而成”。1986年7月7日，他在给刘大年的信中，记述了他探索这种综合体的过程：“我对此体裁（指纪传体），一改再改，先加‘序论’，概括全书，以补救纪传体‘大纲要领，观者茫然’的缺点，??其后又把‘本纪’取消，将洪秀全、洪天贵（幼主）事迹移入‘传’内，另立‘纪年’专记大事，取消了纪传体所体现的浓重封建性。接着，在‘序论’内特写的第一章‘开宗明义的说明’，??企图扫除纪传体所遗留的以人物为中心的残余。最后，在‘纪年’的写作上，又把以用《春秋》流水账式纪事写成的稿，改用纲目体重写，并把‘列传’改为‘传’。这样，以序论、纪年、表、志、传五部分组成一种新体裁。不论在形式上，或内容上，才可称为‘多种体裁结合而成的综合体’。”(79) 正是对史书体裁的这种创新，才使得用综合体而写成的《太平天国史》不同于一般的史学著作，该书被茅家琦教授称为是一部内容十分丰富的“立体史学”，又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历史著作。(80) 罗先生对新体例的探索是对中国史学的重大创新和重大贡献。
在罗先生不断探索的治学道路上，其治学方法前后有过一次重大的质的飞跃，这是其学术不断创新的最突出反映。解放前，他在研究《太平天国革命的背
景》这一专题时，把太平天国革命的原因罗列为：人口压迫、豪富兼并、耶稣教与鸦片、灾荒、政治隳废、民族思想与会党等6个因素，并平均对待各种大大小小的因素，都用考据的方法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没有考据得出阶级斗争是太平天国革命的决定原因，被当时的陶孟和评价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为此他感到十分迷惘。一直到解放后，他通过初步学习马克思主义，才知道原来是旧考据方法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给他的局限。此后，他进一步认识到：考据用的方法是初等的形式逻辑，这种方法是有它的局限性的，它所能做的只是这种初等的形式逻辑的思维方法可以处理的范围，而对探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却根本没有能力。他认为：考据只能做历史研究工作中的初步工作，它所担负的任务就是考证史料的真伪、诠释史料的内容和考证史事等工作，其目的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显示史事的事实现象。它的最大的功能，只是做了基本的整理工作，它只是史学工作的第一步。至于“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从材料上升到理论的问题，从考据现象，到根据现象去探求本质和规律，那不是它所能担负的。因此，他逐步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去检讨和进行太平天国史研究，1957年，他修订出版的《太平天国史论集》（共七集）约150万字的著作，可以鲜明地看出他在史学方法和道路上发生了质的飞跃和转变。经过长期的探索，他在自己的经验基础上总结出了6条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考据工作的原则：（1）全面地、联系地看问题；（2）从本质看问题；（3）从矛盾对立之中去看问题；（4）发展地看问题；（5）揭露阶级斗争；（6）运用群众观点和走群众路线。(81) 罗先生解放前后的这一转变，是他不断探索、不断创新的治学精神的集中体现。
在探索真知、追求真理的道路上，罗先生始终没有停步，他永不满足，他之钻，他之勤，他之谦，他之新，都包含在他的治学精神之中，而其钻、勤、谦的最终落脚点则是为了获得新法，猎取新知，故其治学精神的灵魂乃在学术的创新。 五、奖掖后学：不吝惜——慷慨无私，鱼渔俱授
学术乃天下公器，学术的进步与繁荣，有赖于学术的传承，青年学人往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