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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岁男人的三十秒沉默
那天在家翻看张辛欣的《我所知道的美国之音》，看着看着就发现“文不对题”了，正经说美国之音的篇幅没超过四分之一，其余净是她和她的洋老公的事儿。我一面埋怨自己一不留神上了商业包装的当，一面慨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正在这时，负责《新闻调查》招聘的庄永志来电话让我去北京面谈，心中大喜。忙问，要作什么准备吗？小庄答曰：“领导说了，只是见见面，聊聊天，不用准备。”太好了，心里直佩服：瞧人家《新闻调查》的层次就是不一样，通过聊天就能知道你有多少料，不像“荣事达”杯全国主持人大赛，笔试先刷掉一大批，面试时让你用“数学、摩托车和护照”这三个词讲述一个有逻辑性的故事，又刷掉一大批。
连夜搭火车来北京，兴冲冲赶到《新闻调查》。小庄，如同电话里一般热情，一手笑眯眯地递上一杯热茶，一手不折不扣地递上一份考卷，说：“不是考试，是交流，平时怎么想的就怎么写。”好家伙，明明是笔试，偏偏只让说是交流，明明是面试，偏偏只让说是面谈，这不是州官放火嘛！难怪现在《实话实说》这么火。
“面谈”的时候，各位考官围绕着节目问了各式各样的问题，我也不敢大意，一板一眼、认真而努力地答着。考官中有一人一言不发，直到最后一刻，他突然问道：“你的理想是什么？”（后来一打听才知道，发问的人是在组里以“理想主义情怀”而著称的张洁。）。 我沉默了。答不上来。大约有三十秒说不出话。 在三十秒的沉默里，我想到了什么？
我想到了崔健的两句歌词：“像一把刀子”；“想说的话太多，还不如相对沉默”。
我很快恢复了常态，也给出了自己的回答。尽管如此，令我久久无法释怀的是，面对理想――这个我准备了三十年的题目，为什么我却沉默了呢？
1994年9月，我递上了我的辞职报告。我就是用这样极端的方式结束了我四年的记者生活、埋葬了我的理想。当时，我是我所在报社第一个辞去公职的记者。我是经过整整一年的痛苦思考才下决心的，尽管如此，熟悉我的人不论是圈内的还是圈外的，都不相信这是真的。这样的决定不可谓不残酷。遥想当年，谁没有激扬文字挥斥方遒的昂扬斗志？谁没有独立潮头舍我其谁的万丈豪情？谁没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诗情画意？未曾想，弹指之间，灰飞烟灭。 辞职以后我对自己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既然离开了心爱的新闻工作，其它的干什么我都无所谓。于是，我做了三年广告，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广告公司培养成当地有口皆碑的综合代理广告公司，又像当年拿新闻奖似的拿到了各种级别的广告奖。我快乐吗？说实话，当我可以用自己的价值观念去培养比自己更年轻的人、去影响他们为人处世的方式进而创造一个相对理想的文化氛围的时候，我特别高兴。但是，我始终无法满足。有一种东西，一种越来越模糊而不是越来越清晰的东西，如同电影《秋日传奇》中的那头黑熊，时刻在我的胸膛里咆哮，提醒着我的内在追求与外在环境的格格不入。 我羞于与亵渎“新闻工作者”称号的人为伍，所以我辞掉了我的
第一份工作；我厌倦了终日周旋于客户和媒体之间，所以我又辞掉了我的第二份工作。终于，我重新回到了校园，带着一身疲惫，带着一份“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的心情。
人生最痛苦的事莫过于一个人必须作出选择，尤其是当你可以“有选择”的时候（如果你觉得这句话有点矫情的话，你应该感到高兴，因为你的心理年龄还没有超过三十岁）。
研究生快毕业的时候，所有人都在盘算着未来。我所在的学院先后招收过近十个大陆来的研究生，清一色的去了美国念博士，最不济的也嫁人去了加拿大。 别人都在为去美国什么大学而苦恼，而我却在为回大陆还是去美国念博士而犯愁（我爱人常嘲笑我是因为去不了美国才回来的。天地良心！我只听说过有想回来回不了的，却从来没听说过有想出去而出不去的）。
1999年的夏天，我去旧金山参加国际传播学年会，纽约、华盛顿、洛杉矶，东西海岸最负盛名的城市都去了。很多原来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一下子就明白了。比如，在美国留学的三十万中国留学生学成后回国的不足十分之一，我一直就很不理解：假如从中国出去的人都不关心中国的建设，你还能指望谁呢？结果一到了美国，我的这个问题便不成为问题了。谁有权利干涉别人选择幸福生活的自由呢？ 几乎在香港求学和在美国游历的每一天，我都在追问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我常常痛恨自己。恨自己为什么就摆脱不了“吾土吾民”的身份认同？为什么就摆脱不了悲天悯人的臭老九情结？为什么就摆脱不了那一份总是让人伤痕累累的理想呢？我想起刘再复曾慨叹他
想要的只不过是“一张平静的书桌”，而我所想要的只不过是一颗平复的心啊。这要求过份吗？
人人都有选择幸福生活的权利，但幸福生活的标准是因人而异的。有的人在享受自由、富饶和秩序中得到满足，有的人则在创造一个让更多的人享受到自由、富饶和秩序的社会环境中得到满足。 想来想去，我终于选择了回来。临行前，学院的秘书Monique用她九七后才学会的“不懂话”费力地宣布：“你西我拣倒的第一锅会带路的学生”，用普通话直译过来就是说，我是她见到的第一个回大陆的学生。我笑笑，算是回答。我身边的朋友多少都有些意外，似乎选择回来是一件很不正常的事。我常常也只能是笑笑。 回来做什么？选择多，诱惑更多。江山美人，鱼与熊掌。正如崔健所说“眼前的问题很多，无法解决”。在几十万的年薪和不着边际的理想面前，所有的解释和权衡都显得苍白无力。我真的想给我的无所不能的统计学教授发一份电子邮件，问他：世界上有没有可以量化幸福生活的法则？如果有，幸福生活的指标到底是什么？ 有的人把人生比喻成“一次冒险”，我则更愿意把人生比作“迷宫游戏”，你在每一个路口作出的选择都将导致不同的人生。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每个人也应该学会尊重他人的选择。但是，在人生的迷宫里如果失去了理想的召唤，你又如何能找到心灵的出口呢？
最终，我向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寄出了个人资料，指明要去《新闻调查》。两个星期之后，《新闻调查》开始公开招聘。
在理想的追问面前，我这个三十岁的男人有了三十秒的沉默。 孩提时代的理想无论怎样遥不可及，都不会遭人嘲笑，因为他有未知的将来；三十岁的男人再说一些遥不可及的理想，效果刚好相反。 但是，《新闻调查》会给我最终的答案吗？我不知道，毕竟我才来了十八天。
有答案，或者没有答案，那是我所不能了解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