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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现代主义艺术的一种思
考
杨向荣
内容提要 现代主义有一个特点：强调艺术对生活的背离或追
求艺术与生活的一种距离。通过从文化艺术学的角度来剖析这
一现象，笔者提出，这种现象根源于现代文化的一种内在悲剧，它也是现代艺术面对强大的外在物化现实所采取的一种救赎策略。
关键词 距离；现代主义；乌托邦；救赎
艺术理论家奥尔特加-加塞特认为，现代主义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创作不再朝向实在的现实生活，而是朝向与之对立的方向行进，并且明目张胆地把生活打碎或加以变形。[1]的确，从现代主义诸流派的创作倾向上来看，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这种情况：艺术家们纷纷强调艺术对生活的背离，或者说，追求艺术与生活的一种距离，如唯美主义对纯粹美的追求，抽象派和野兽派的绘画，达达主义的先锋创作等。问题是，现代艺术何以要以反叛的姿态拒绝生活，并努力创造与生活的距离，这种对生活的远离又有何合法性？本文试从文化艺术学的角度来剖析这一现象，认为这种现象根源于现代文化的一种内在悲剧，而“与生活保持距离”这一现代艺术的策略并不仅仅只是一种审美的乌托邦，或者说是“唯艺术而艺术”，它也是现代艺术面对强大的外在物化现实所采取的一种拯救策略。
文化的悲剧与齐美尔的预见
而现代艺术的“距离”策略也并不仅仅只是一种审美的乌托邦，
德国文化社会学家齐美尔率先意识到现代文化中的这种“距离”倾向。在他看来，现代文化不再像传统文化那样保持着一种和谐发展的状态，而是出现了一种深刻的文化危机，或者说文化悲剧。这种文化悲剧就是客观文化对主观文化的压制，人所创造出来的文化反而成为控制人的工具。
齐美尔的文化悲剧理论与他关于现代个体生命与形式的二元对立的分析紧密相联。在齐美尔看来，生命是文化内蕴的精神，而形式就是承载生命的框架，而现代文化的困境就体现为生命与形式的冲突与对抗：生命总是希望获得它不能达到的某种境界，它企图超越一切形式，然而生命的形成只能用形式来体现，它不能用超越形式的生命来代替这种形式。“由于这个原因，生命与形式从一开始就处于一种潜在的对抗之中，并在活动的许多领域表现出来。从长期来看，这种紧张关系最终会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危机。在其中，所有形式被强加于生命，而生命却竭力想去打破种种形式。”[2]
生命与形式永不停歇的冲突体现在现代文化中则成为一种文化的悲剧：主观文化与客观文化的矛盾冲突。客观文化就是外在的物质文化，而主观文化即主体内在的精神文化。客观文化代表着生命的冲动外化为一定的形式，即生命的精神在现实世界中找到了完美的与其相匹配的外在形式。而主观文化则代表着生命的精神在不断地向前奔涌，它力图冲破外在形式对它的束缚，而达到一个更高、更自由的状态。齐美尔认为，在前现代社会，文化的精神冲动与外化的形式处于水乳交融的和谐状态，因此，文化的发展也显得相对平和。但随着现代社会的出现，这种和谐状态逐渐被打破，启蒙运动的延伸将理性置于目空一切的位置，从而使外在的物质文化得以高扬，并对主体内在的精神文化构成极大威胁。客观文化对主观文化的压倒性趋势在现代社会中更是愈演愈烈，“近百年来，在生产设备和生产技术服务方面，在各种知识和艺术方面，在不断改善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情趣方面，社会分工日趋繁多复杂。作为个性开发原材料的个人能力很难适应这一发展速度，已远远落在后面。”[3]工具理性的横行带来了物质文化的空前膨胀，其最终结果是物质文化对精神文化的全面压制，导致主观文化跟不上客观文化的发展，远远落在外在的客观文化发展的后面，“客观的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其发展速度之快，已经把独立赋
予对象物以重要性的主观文化远远抛在了后面。”[4]主观文化与客观文化的冲突，人所创造出来的文化反而成为了现代人异化的它者，这就是现代文化的深刻悲剧。
传统的和谐文化出现了危机，而且这种危机在现代社会中愈益悲剧性地陷入无法转换的境地。物质社会的高度理性化造成了自主性和创造性的丧失，导致了文化的物化，人类为自己所创造的东西所奴役，个体不断地从客观文化中接收到的刺激，让他产生无能感和无助感。齐美尔认为，面对客观文化对主观文化的霸权，现代人在现代社会中的选择能力变得越来越麻木，面对物化世界和工具理性的轰炸，现代人不是变成富有生机和活力，而是变得精神异化和麻木不仁。 现代个体产生了精神危机，那么在这个客观文化压倒主观文化的时代，作为主观文化的精神家园———文学与艺术，将以何种策略应付如此强大的客观文化？在工具理性笼罩一切的现代生活中，艺术作为人类精神家园的最后一片晴空，将何去何从？对此，齐美尔既不像卢梭一样对现代文明持悲观绝望态度，也不像斯宾格勒一样认为西方文明已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没落，而是认为在现代社会中，艺术必然会采取一定的策略来与物化文明的强大压制进行对抗，并最终实现对物化文明的抵御和个体的自我救赎。齐美尔认为，艺术作为异化文明的批判与反对者，它采取的是一条远离现代生活的救赎策略。 由此可见，现代文化的悲剧使个体的内在心灵与社会的物化文化之间出现了一种紧张：一方面，客观文化的增长使个体的内在精神生命受到威胁和压制，另一方面，个体的内在心灵世界又在不断地成长，要力争保持自身的自由与自在。在这种紧张中，主体就不得不远离不断发展壮大的客观文化而以求自保，“每一天，在任何方面，物质文化的财富正日益增长，而个体思想只能通过进一步疏远此种文化，以缓慢得多的步伐才能丰富自身受教育的形式和内容。”[5]也就是说，个体心灵在物质文化的巨大压力下，只有通过远离物化的世界才能获得生机，这必然会导致自我及主体文化与外在客观文化的距离。只有在对距离的体认与创造中，个体才能从外在物化的客观文化中抽身出来，摆脱与外在事物间各种伪俗的、功利性的亲密接触，重返个体内心。也只有这样，现代个体在物化的日常生活意识形态中，才能保存自我内在的本真，才能使现代个体远离物化的世俗生活，以他者的视角来对异化文明进行重新审视。因此，文学与艺术对日常生
活保持距离意味着艺术对自动化的连续性日常生活的中断和对日常生活意识形态的一种否定，它揭示了现代主义文学与艺术对日常生活伦理的不满，并希冀对漫延的工具理性暴力对人性的统治与压制进行反抗，使现代个体在资本主义异化文明中找到“归家的感觉”。齐美尔说，现代个体不但“只有在距离基础上他才可能对自然产生真正的审美观照，此外通过距离还可以产生那种宁静的哀伤，那种渴望陌生的存在和失落的天堂的感觉，这种感觉就是那种浪漫的自然感觉的特征。”[6]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对日常生活意识形态的中断，意味着对日常生活形象和意识的一种拒绝，以期在个体内心建构一个审美的理想王国来与资本主义的异化王国进行对抗。
的确，资本主义异化文明影响下的现代社会使主体无所适从，平淡、庸俗的金钱交易使主体深感其累，现代人与现代的物化社会的接触过于亲密，以致现代个体在现代社会中找不到“归家”的感觉。对于平淡、呆板的现代日常生活，个体往往是以一种不经意的机械方式去把握，以至于感觉麻木，而对距离的强调则能不断破坏个体的“常备反应”，使个体从迟钝麻木中惊醒过来，以一种新奇的眼光，重新感受对象的生动性和丰富性。因此，面对货币侵蚀下的物化趋势，为了拒绝日常生活的平淡与庸俗，现代人就不得不用怪异的方式和极端夸张的举止来表现自我的与众不同，努力扩大自我与他人的距离，从而实现对现代日常生活体验的审美救赎。
应该说，齐美尔生活的时代正是资本主义日益强劲的时代，也是现代艺术的一个初生时期(如果我们以20世纪初后印象主义的诞生作为现代艺术的起源的话)。因此，在这个时候，齐美尔所提出的艺术与生活保持距离的思想就不仅仅是对当时资本主义物化文明的一种拒弃，而且也是对西方现代艺术强调自律、强调艺术对生活的冷漠或否定的一个天才预见。西方现代艺术呼吁“唯艺术而艺术”，主张“艺术的自律”，强调“艺术否定生活”，强调艺术远离生活来承担对现代个体救赎之大任，在很大程度上，不能说没有齐美尔“艺术与生活的距离”思想的影子。
艺术的自律与艺术对社会的否定
在齐美尔那里，文化的悲剧导致艺术不得不远离物化生活。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