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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文化之我见

——浅析晋商的组织文化发展

姓名:李建国 陕西理工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101班

组织文化之我见

——浅析晋商的组织文化发展

摘 要

明清时期的晋商,位居全国十大商帮之首。写就了中国500年的商业辉煌史,诚信经营理念遍及大江南北,贸易涉及亚欧数国。她不仅是中国商业经济发展史上最著名的商帮,而且在世界商业经济的发展中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她的组织文化的形成与发展的研究,弘扬晋商优秀经商文化,可以使我们明确组织文化建设的基础。对现代企业的文化建设与组织经营管理具有启发借鉴意义。

关键字:晋商文化,诚信经营,组织文化建设

组织文化是组织在其内外环境中长期形成的以价值观为核心的行为规范、制度规范和外部形象的总和。一个社会组织文化的形成、壮大与发展必定是由于该组织的经过长期的智慧累积所形成的文化价值观的群体认同与形式外化所表现出来的。而这样的组织文化的形成需具有两个必备的条件:一、特定的组织成员结构。二、文化的累积与发展。晋商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也正是在此基础上形成发展的。

一、晋商文化的形成基础

(一)组织基础

组织是指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活动中,依照法定程序建立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或法人授权管理的正式机构或正式团体,包括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商业公司、社会团体、院校、学术机构、各类协会等。梁启超先生曾说:“鄙人在海外十余年,对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辞以对。独至有此历史、有基础又能继续发达的山西商业,鄙人常以自夸于世界人之前”。晋商组织是明清时期发展起来的以地域和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一大商业组织。他们把山西人的艰苦朴素、敦厚老实带到了商业领域。设立会馆,尊奉关公,“合伙经营”,使得晋商组织的经营规模日益壮大。根据研究发现,作为晋商组织这样庞大的一个商业性组织,其发展壮大的基础来自以下方面。

1.山西自然环境对人的“磨练”为晋商组织的形成提供了民风基础。

山西位于我国黄土高原上,沟壑纵横,山多地少,自古以来就少雨多灾,土瘠民贫。朱嘉《诗集传》云:“魏,国名,本舜禹故都……其地狭隘,而民贫俗俭,盖有圣贤之遗风焉。”说明就是在这样的生存条件下塑造出了山西人艰苦朴素、勤俭节约、坚韧不拔、敦厚老实的品质。史志中有关山西人民风的记载:太原府:“士穷理学,兼集辞章,敦厚不华,淳俭好学,工商务实,勤俭。”汾州府:“其民重厚、知义、尚信、好文。潞安府:“民多勤俭而立农,士尚气节而务学。”泽州:“淳而好礼,俭而用礼。”辽州:“其民信实淳厚。”可是,为了生计他们不得不背井离乡,客居他乡,踏上从商之路。

2.移民政策使晋人弃农从商,为晋商组织的形成提供了人员保障。

据《明实录》载,洪武十四年(1381)河南人1891000人,河北1893000人,而山西4030450人,比河南、河北的人口总和还要多30万人。明廷处于经济、政治原因考虑,在洪武、永乐年间从晋省移民18次,近百万,所迁之民被政府安置在了北京、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陕西、甘肃、宁夏等地。“小农经济”的思想在我国的发展史上占据着主导地位,“家有一亩三分地,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思想更是对此的诠释。然而由于移民政策的实施,使得自古生活在黄土高原上的山西人不得不移居他乡。这也使得山西人由之前的“以农为主”

开始转型,形成了“商农并重”的就业方式。

在社会的发展史上,像这样由于移民而出现劳动者生活生产方式转型的不为少数。如在英国的圈地运动过程中,在工业革命之前,英国的农业人口仍占总人口的80%以上,而到工业革命后的19世纪中叶,英国的农业人口急剧下降到总人口的25%。我国现代的三峡工程在建设过程中,根据长江建设委员会的统计规划,全库区计划1997年前迁移11.56万人;1998-2003年迁移53.21万人,2004年-2006年迁移34.98万人,2007-2009年迁移21.13万人。这些人口也都是在移民政策的实施中离开世代的居住地,客居他乡,就业方式开始转型,进而出现了大批的商人。

3.“开中制”的实施与发展,为晋商组织的形成提供了制度保障。

寺田隆信在《山西商人研究》中总结道:“山西商人的发展,北部边塞军事地区的存在,是一个重要的前提。”开中制是由山西行者提出的由明朝政府通过国家所控制的食盐专卖,让商人输纳以粮食为主的涉及其他生活必需品到军需地点,然后换取盐引运销获利的一种交易制度。后经明朝政府批准实施。开中制简单的来理解,就是商人通过把远方的粮食等军需品运送到指定地点,然后换取盐引(食盐专卖权),通过买卖食盐赚取价差。这就使得那些没有资本的山西人通过低门槛的商业进入,从而迅速的垄断了河东池盐,财富的积累也达到了迅速发展。在此基础上,为了减少由于长途运输粮食带来的利润损耗﹐晋商就在各边雇佣劳动力开垦田地﹐生产粮食﹐就地入仓换取盐引,这也就是商屯的兴起。随着财富的不断积累,有些行商变成了就地经营,这也就出现了坐贾。晋商的原始财富就在此时期积累起来。而后,随着社会的不断繁荣,开中的内容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需求丰富与发展起来,形成了以盐引为交易主体的社会产品的商贸活动,晋商也开始了多行业的商业贸易。

4.商业会馆的设立与运营,为晋商组织的形成提供了组织平台。 会馆是在明清时期由于市场经济贸易的发展,商人流动与人口迁移等背景下兴起的一种以地域情缘为纽带的同一地域客居他乡的人自发出资筹建与运营的社会组织。作为商人而言,商业贸易的目的就在于赚取利润,但是,商场如战场,贸易过程中会面对许多难以预测与处理的问题。而各地商业会馆设立与运营恰恰为这种难题的解决提供了交流平台。出现问题的商人通过与会馆其他商人的交流与合作,共同抵御来自市场的冲击,增强他们在市场的竞争力。山西会馆作为当时会馆兴盛的代表,其内在的商业议会模式、资本运作体制等等对今天的商业交流、商人会馆建设与管理等等方面具有借鉴意义。 (二)文化基础

文化是人在实践过程中认识、掌握和改造客观世界的一切活动及其创造、保存的物质产品、精神产品和社会制度的总和。在封建王朝的专制统治中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的主体地位随之而形成。儒家文化主张的礼治,仁爱等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使得中国文化打上了儒学思想的烙印。晋商的文化基础正是建立在对“儒家文化”的兼收并蓄,弘扬与创新之上的。

1.建立了以“仁义礼智信”为主体的商业道德体系。

我们知道,晋商文化中的最重要的一个商业信条就是“仁义礼智信”。对此可以通过晋商中的代表田氏家族的祖训“大忠大爱为仁,大孝大勇为义,修齐治平为礼,大恩大恕为智,公平合理为信。” 理解。而这一思想理念正是经过了儒家数位思想家所继承与弘扬而形成的。孔子曰:“仁者人(爱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焉。”孟子曰:“仁之实事亲

(亲亲)是也;义之实从兄(尊长)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背离)是也。” (《孟子·告子上》)董仲舒又加入“信”,并将仁义礼智信说成是与天地长久的经常法则(“常道”),号“正常”。 曰:“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贤良对策》)。1888年,英国汇丰银行的一位经理离开中国时,对山西票号、钱庄经营人有过这样一段评论:“我不知道我能相信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像我相信中国商人或钱庄经营人那样,……这25年来,汇丰银行与上海的中国人做了大宗交易,数目达几亿两之巨,但我们从来没有遇到一个骗人的中国人。”晋商不仅用儒家这种用以修身养性的思想来提高自身素养,而且他们将这种思想用于商业贸易,从而建立了的晋商群体的商业道德体系,为晋商的声誉奠定了基础。

2.建立“学而优则商”的行业价值观念。

在封建王朝集权制度时期,国民被划分为“士农工商”四等,商人的地位是最低的。按照传统的观念,一般俊秀之士皆以科举及第、为官入士最为荣耀,但是在明清时期的很多山西人却不这样认为,而是将传统思想“学而优则仕”转变为“学而优则商,商而优则仕”。所以才可以形成家族经商的社会氛围,进而提升了商人的文化内涵,形成了颇具盛名的晋商组织文化。 二、晋商组织文化对当今企业文化建设的借鉴意义。 (一)注重企业文化价值观与道德理念的建设。

一个企业组织的发展的根本就是来源于顾客对企业的支持与信任。也就是说,只有企业在顾客心中树立良好的形象,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而这样形象的树立就要求企业诚信立业,诚信兴业。改革开放30多年来,由于我国在企业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是摸着石头过河,使得我国市场经济在发展中由于信用缺失而导致的危害骇人听闻。在这种情况下,以晋商诚信精神为借鉴,努力建设企业诚信精神,提升企业组织文化建设水平,成为中国企业发展走出困境,打造品牌的重要战略。

(二)注重组织的团队文化建设。

晋商在商业贸易中很重视发挥团队力量的作用。他们用地域情缘将彼此凝聚在一起,用会馆加强彼此联系与交往,提升了晋商在经商活动中业务的扩大与商业的竞争中实力。晋商也因此逐渐形成“同舟共济”的商业群体组织。俗话说“众人拾柴火焰高”,一个企业的基业长青是需要这个企业所有员工的共同努力才能完成的。现代企业的竞争,更多的是人才队伍的竞争,是企业团队文化建设的竞争,只有这样,才能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结果,企业的业绩才能更快地提升。 结语

企业的改制转型不仅是制度设计与实施上的问题,更是企业文化建设的问题。中国企业的改革与发展需要学习西方的优秀管理经验与完善的管理制度。但是,中国企业的文化建设是受到民族文化的潜移默化的影响的。而晋商文化中所体现出的以诚信经营为主的组织文化价值理念在今天依然熠熠生辉,是值得当代中国企业文化建设学习与借鉴的。

参考文献

《组织文化学》 石伟 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晋商学》 高春平 著 山西经济出版社

《晋商企业制度与经营管理》 陈啸 等著 经理管理出版局 《晋东商业文化》 王智庆 李存华 著 科学出版社 《晋商兴衰史》 张正明 张舒 著 山西经济出版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