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悖论。因此，接班人问题已经成为了慈济未来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隐忧。
另外，慈济的职员管理也是慈济世界需要解决的问题，由于种种原因，我们至今没有看到有关慈济的职员体系中员工满意度的定量研究。但是根据已有的定性研究，慈济的职员的员工满意度情况不容乐观，这会进一步影响到了慈济职员的组织承诺，从而影响慈济建设高绩效组织的进程。关于这方面，期待将来的慈济研究，能贡献相关方面丰富的研究成果。
慈济的基金总额在2002便已经达到186亿台币（合六亿美元），每年持续收到的捐款在40亿新台币以上（一亿美元），每年固定以财务支持者高达四百万人以上，而它在全球又有几百万名的义工，省下了最“贵”的人力成本，让它的支出几乎全数集中在物资与建设上面，使它成为力量非常强大的慈善组织。慈济最大的成就在于它改变人们的心，以极广心胸来容纳各宗教，教大家以“爱”来面对世人。
慈济以“爱”为出发点很好，但若以“爱”去执行所有善事，究竟有没有发挥全部的力量呢？应该说，有没有像Motorola这些习惯商场如战场的企业一样，有效率的利用它有限的资源去做更多的事呢？几次看到慈济录像带，年轻的慈济志工或中年妇女志工，到各国帮忙一砖一瓦的盖房子、参访老人院、扫街。慈济人认为，最好的方式是透过自己亲手做善事，把爱直接带给对方。但我认为，善事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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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之大，请几百位各有专才的师兄师姐，去做那些非他们本业的事（如一砖一瓦盖房子），或许没有尽每个人的最大价值。
全球需要帮忙的人很多，有很多善事等着人去做，最好的方式或许依然要参考企业的做法，将每个人的价值发挥到极限。师兄师姐们来自各行各业，应该回到各行各业，让他们能够就地发挥他们的特色，就像广达发挥它低价量产的特色一样，帮助第三世界的人民。可是，目前并没有这个制度。师兄师姐们白天有自己的工作，只有下班时间可以参加慈济活动去帮忙看看老人院、扫扫街。中间缺的那块？就是要请鬼点子特别多的“创业家”去补起来了。 做善事不能以退休心态去做，不能以休闲活动的态度去做，要做，就用做生意的心态去做，用创业的“说做就做”的精神去做，毕竟，做善事最终目的不只是抚慰自己，而是要真的成功的改善全球可怜人口的处境，希望有一天，全球六十亿人人都有手机、人人都有干净饮用水。人人都有幸福。
慈济始终严守宗教的立场与态度，以慈悲的情怀（也就是“大爱”）面对世间的一切，这是慈济之所以会壮大的原因。但是，慈济人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是，作为一个“体制”的存在，慈济不可能只靠“宗教形象、宗教本质”去解决“入世”这一向度的所有问题。当吸纳的资源变丰富了（对慈济来说，更正确的形容词应该是 “庞大”），该如何“合理”的分配就会是很大的问题。而伴随分配而来的，是资源的持续挹注，想做的太多，资源却有限，主动的捐献不足，以捐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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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的“开价要求”每每成了必要之恶。我们所听闻的“与慈济互动的负面经验”，这部分占的比重不少，因为，这恰好与慈济在社会建立的形象不符，而这“表（慈济的形象）里（实际的接触经验）不一”的情况。
虽然，这些都是很“个人”的经验，绝不能代表慈济的全貌，但这些经验对慈济的杀伤力很大，因为“主事者”决不是以“个人”的身份为之，而是以“慈济”的名义。所以，慈济人若想凝聚这股善的力量于不坠，“必要的惩恶（‘恶’未必只是恶人，包括恶行）”是应该做的动作。例如叶树珊有钱捐善款却没钱还债，以致于被司法破天荒地判决追回善款以清偿债务，就是极不好的社会示范，慈济应该对这种行为予以批判。
的确，“人可以有立场，但不能没是非”，我只是站在庄子所谓的“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层次立论。希望个人的逆耳忠言，能对慈济的永续发展稍献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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