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五 文章邱培超杨伯峻《论语译注》更新完毕开始阅读f317de20af45b307e8719784
「者」這一表示停頓的語氣詞，有時兼表假設語氣，詳《文言語法》。（《論語譯注》，頁59）
我們可以看到，楊伯峻先生將這些字，都解為虛詞，而不贊成是賓語。當然，就經文本身而言，如此的解經也並無不可。然而，他並沒有在注釋中給予一基本的理由，只是希望讀者能夠另外參考其著作—《文言語法》。類似的情況仍有不少。其實，楊伯峻先生能夠以一學理為依據，加以譯注《論語》，在可信度上必然增加許多。然而，如果沒有善加利用此一方法，在可信度上就會有所減損。 （四） 以楊氏個人的儒學思想為根據
從以上的討論，我們可以發現楊伯峻先生本身對於儒家的經書相當熟悉，並以此而援引以解經。然而，在《論語譯注》一書中，有部份的譯文或注釋，則是楊伯峻先生以他個人的儒學思想為基底，進而疏解《論語》。然而，我們發現，此種做法不僅在疏通文句上有幫助，也因此展現了楊伯峻先生的經學觀以及儒學思想。但是，如此的做法，如果沒有多加思慮，也十分容易造成錯誤，因此讀者在閱讀此書時，也就必須多加注意。例如﹕〈子路〉﹕「衛君待子而為政」章中所提出的「正名」思想，楊伯峻先生在注釋中大加說明，認為﹕
關於這兩個字的解釋，從漢以來便異說紛紜。皇侃《義疏》引鄭玄的《注》云﹕
「正名謂正書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這說恐不合
「唯器（禮器）
孔子原意。《左傳》成公二年曾記載有孔子的話，說﹕
與名（名義、名分）不可以假人。」《論語》這一「名」字應該和《左傳》的這一「名」字相同。《論語》中有孔子「觚不觚」之歎。「觚」而不像「觚」，有其名，無其實，就是名不正。孔子對齊景公之問，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正名。《韓詩外傳》卷五記載著孔子的一段故事，說「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
君使人假馬，
其與之乎？…」更可以說明孔子正名的實際意義。我這裏用「名分上的用詞不當」來解釋「名不正」，似乎較為接近孔子原意。但孔子所要糾正的，只是有關古代禮制、名分上的用詞不當的現象，而不是一般的用詞不當的現象。一般的用詞不當的現象，是語法修辭範疇中的問題；禮制上、名分上用詞不當的現象，依孔子的意見，是有關倫理和政治的問題，這兩點必須區別開來。（《論語譯注》，頁134）
由此可見，楊伯峻先生反對將「正名」解為「正書字」的意義。相反地，他一再強調，所謂的正名，是就政治上、倫理上名位、名分上的正當性、合法性。因此，在這一章的注釋中，他非但以《論語》本經解《論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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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經外，更援引了《左傳》、《韓詩外傳》的記載以為論據，以此為根柢，而消化成個人的儒學觀，加強說明此章的經旨。如此的方法，不但有十分高度的可信度外，同時也展現出個人的儒家思想。誠如蕭兯權先生認為﹕「故子路問為政之先，孔子答以『必也正名』，而齊景兯問政，又告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推孔子之意，殆以為君臣父子苟能顧名思義，各依其在社會中之名位而盡其所應盡之事，用其所當用之物，則秩序井然，而後百廢可舉，萬民相安。若觚已不觚，則國將不國。然則正名者誠一切政治之必需條件也。」（《中國政治思想史》，頁61）因此，當代許多學者也都將「正名」思想，視為孔子的政治思想。換言之，楊伯峻先生如是的說明，也的然可信。又例如〈為政〉﹕「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其中，對於「察其所安」一句，楊伯峻先生在譯文中語譯為﹕「了解他的心情，安於什麼？不安於什麼？」而在注釋中說明，認為﹕
「安」就是〈陽貨篇第十七〉孔子對宰予說的「女安，則為之」的「安」。一個人未嘗不錯做（疑當為「做錯」）一兩件壞事，如果因此而心不安，仍不失為好人。因之譯文多說了幾句。（《論語譯注》，頁17）
明顯地，他將此章經文的「安」，等同於〈陽貨篇〉中所提到的「女安，則為之」的「安」。的確，在〈陽貨篇〉中的語境，確實是孔子在質疑宰我。表面看去，似乎是宰我有過錯，所以孔子要宰我自我省察是否心安。然而，在〈為政〉﹕「察其所安」的「安」，是否也能夠等同於〈陽貨篇〉中自我省察的心安的意義，則恐怕沒有定論了。例如朱熹解「察其所安」一句經文時，則認為﹕「安，所樂也。所由雖善，而心之所樂者不在於是，則亦偽耳，豈能久而不變哉？」（《四書集注》，頁56）朱熹便指出，心是否能夠樂於所由之善，才是關鍵。換言之，楊伯峻先生解此章經文於反省的意義下，而朱熹則採取不同的觀點。因此，我們可以發現，楊伯峻先生所語譯的，甚至他所增加的譯文，雖然也可以解得通暢而有依據。然而，我們也可以從中探得知其為言說策略之一外，也可從中抽繹其儒學思想。又如〈八佾〉﹕「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章，對於「禮後乎」的詮釋，則有不同的說法。楊伯峻先生認為﹕
「禮」在什麼之後呢？原文沒說出。根據儒家的若干文獻，譯文加了「仁義」兩字。（《論語譯注》，頁26）
然而，禮是否真是只能在「仁義」之後嗎？朱熹則有不同的看法，認為﹕「禮必以忠信為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為先。」（《四書集注》，頁63）換言之，在朱熹的觀點中，禮在忠信之後。人言言殊的情況，由此可見。
五、結語
經過以上的討論，我們可以發現，縱使古籍今譯的成果沒有絕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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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證。然而，任何一位主體譯者都不應該有任何的自相矛盾的情況發生。否則，必然使得今譯的成果的可信度，造成絕對性的下降。其次，在楊伯峻先生《論語譯注》一書中，若能有相當強度的證據以為論據，例如以本經或是援他經以語譯《論語》者，通常可信度都可以相對地提高。除此之外，若能有相當的學理以為根據，如以語法學為據，通常可信度也較高。由此可見，楊伯峻先生在《論語譯注》中，採取了上述各種方法以為其言說策略，希冀讀者能夠相信其語譯為真。當然，有些策略有相當強度的可信度時，當然能使讀者相信為真，但是仍有些做法值得商議。因此，讀者在閱讀時，也就應該提高警覺，以免接受了錯誤的知識而不自知。不僅是楊伯峻先生的《論語譯注》，任何一本古籍今譯，都應有如此的態度。
參考書目
楊伯峻《論語譯注》北京﹕中華書局二OOO年八月二版十五刷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二OOO年七月二版六刷 楊伯峻《孟子譯注》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五年十月一版十刷 何晏《論語集解》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民國八十年十月四版 朱熹《四書集注》台北﹕學海出版社民國八十年三月再版
劉寶楠《論語正義》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一版三刷
孔穎達《周易正義》台北﹕藝文印書館民國八十六年八月初版十三刷 孔穎達《左傳正義》台北﹕藝文印書館民國八十六年八月初版十三刷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台北﹕洪葉文化事業兯司一九九八年十月初版一刷 周慶華《中國符號學》台北﹕揚智出版社二OOO年十二月初版一刷
蕭兯權《中國政治思想史》台北﹕聯經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十月初版十一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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