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四 文章第十讲 中国文化与外域文化的交汇更新完毕开始阅读f34a2d2559eef8c75fbfb367
国人有侵略远东的异志”，确立了“学术传教”的方针，即通过介绍西洋科学、哲学、艺术，引起士大夫的注意和敬重，以此扩大耶稣会的影响。“使中国学术界坦然接受，而认识基多（基督）圣化的价值”。耶稣会士来华，固然意在传教，却带来了范围远比宗教广泛的欧洲文化，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科学文化的交流，成为当时“两大文明之间文化联系的最高范例”。
明清之际耶稣会士传入中国的西方文化，包括欧洲的古典哲学、逻辑学、美术、音乐以及自然科学等，而后者又是最主要的部分。这些西洋学术都是值得中国认真采纳的新鲜学问：欧氏几何及其演绎推论对中国思想界来说是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世界舆图使中国人扩大了视野，获得了新的世界概念；火器的使用、望远镜等仪器的介绍和应用都具有重要意义。对此，徐光启、李之藻、方以智等明代文化界的先进人士，有夏为清晰的认识。徐光启在著述中多次谈到，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学技术，“多所未闻”，从学习和钻研中，感到一种“得所未有”的“心悦意满”。在驳斥反对派的诘难时，他更鲜明地指出，如果外来文化“苟利于国，远近何论焉”（《徐光启集·辩学章疏》）。又如李之藻说，利玛窦等传教士带来的物理、几何等科学，“有中国累世发明未晰者”，“藻不敏，愿从君子砥焉”。方以智在《考古通论》中指出，西洋学术能“补开辟所未有”。这种对外域学术的开明态度以及溢于言表的爱国精神，反映了中茎早期启蒙学者宽阔的襟怀。
承认西洋学术有高妙之处，并非“心醉西风”，对外来文化盲目崇拜。徐光启等科学家努力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先进文化加以“会通”。企望充分发展输入知识的效益，经过他们的努力，晚明的数学与天文学等面目为之一新。
1644年，明亡清兴。初入关的满洲贵族统治集团，对于西方科学技术并无民族和国籍的褊见。多尔衮和顺治帝不以承认中国历法不如西法为耻，他们抛弃
“但以远人，多忌成功”的褊狭心理，而主张吸收西方科学技术，“补数千年之缺略”。康熙帝更是引进西学的杰出人物。他通过南怀仁致信西方耶稣会士：“凡擅长天文学、光学、静力学、动力学等物质科学之耶稣会士，中国无不欢迎。”1677年康熙又专命白晋为“钦差”，赴法争取招聘更多的科学家和携带更多的科学书籍来华。他还特召传教士进宫廷，为他讲授几何、测量、代数、天文、物理、乐理以及解剖学知识，无日间断。在康熙帝的主持下，梅彀成、明安图等数学家主持编修了《数理精蕴》，该书将明末清初传入中国的各种数学知识，加以系统编排，又将当时有传本的中算典籍收集入内，对西方科学技术的推广起了重要促进作用。当然，康熙帝优容西学是有限度的，清初中西科学交流，也仅局限在宫廷内进行。
到了18世纪，由于封建生产方式趋于没落，统治集团中锐意进取、乐于吸收外来文化的精神亦随之衰减，代之而起的是抱残守缺、夜郎自大、固步自封。如乾隆帝在给英王的敕书中声称天朝“无所不有”，“从不贵奇妙”。乾隆时代的著名学者俞正燮荒谬地认为，西方科学技术不过是“鬼工”而已，把“翻夷书，刺夷情”说成是“坐以通番”。抗拒外来文化，“但肯受害，不肯受益”的自我封闭心理，使“西学东渐”的进程在雍正以后戛然中止，大清帝国只能在与外界隔绝的状态中维系生存。19世纪中叶以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破了清帝国紧闭的大门，中国社会及其文化系统迅即发生解体，此后欧洲近代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交汇具有强制的性质，其规模与速度都大大超过明清之际。
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这篇著名论文中曾将四个世纪以来中国吸收欧洲文化的历史分为七期，从这七期可以看到“西学东渐”的大致脉络，也可以看到中国文化系统从中世纪走向近现代的曲折历程。这七期是：
第一期在有明之中叶，西教西器初入中国，知之者乃极少数之人，亦复惊为‘河汉’，信之者为徐光启一人而已。
第二期在清之初世，火器历法，见纳于清帝，朝野旧儒，群起非之，是为中国新旧相争之始。
第三期在清之中世。鸦片战争以还，西洋武力，震惊中土，情见势绌，互市局成，曾、李当国，相继提倡西洋制械练兵之术，于是洋务、西学之名词发现于朝野。当时所争者，在朝则为铁路非铁路问题，在野则为地圆地动、地非圆不动问题。……
第四期在清之末季。甲午之役，军破国削，举国上中社会，大梦初觉，稍有知识者，多承认富强之策，虽圣人所不废。康、梁诸人，乘时进以变法之说，耸动国人，守旧党泥之，遂有戊戌之变。沉梦复酣，暗云满布，守旧之见，趋于极端，遂积成庚子之役。虽国几不国，而旧势力顿失凭依，新思想渐拓领土，遂由行政制度问题一折而入政治根本问题。
第五期在民国初元。甲午以还，新旧之所争论，康、梁之所提倡，皆不越行政制度良否问题之范围，而于政治根本问题去之尚远。当世所说为新奇者，其实至为肤浅；顽固党当国，并此肤浅者而亦抑之，遂激动一部分优秀国民渐生政治根本问题之觉悟，进而为民主共和、君主立宪之讨论。辛亥之役，共和告成，昔日仇视新政之君臣，欲求高坐庙堂从容变法而不可得矣。
第六期则令兹之战役也。三年以来，吾人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自经此次之实验，国中贤者，宝爱共和之心，因此勃发；厌弃专制之心，因以明确。
……然自今以往，共和国体果能巩固无虞乎？立宪政治能施行无阻乎？以予
观之，此等政治根本解决问题，犹待吾人最后之觉悟。此谓之第七期民国宪法实行时代。
陈独秀这番话虽有不够确切之处，但也大体勾勒出中国人采纳西方文化的基本线索——首先接受的是“火器历法”，随之是“制械练兵之术”，进而是“西政”：从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国思想。陈独秀认识到，学习西方，只限于“声、光、化、电、营阵、军械”之类技艺固然不够，停留在行政制度的改良也无补于大计，还必须有“政治根本问题之觉悟”，尤其是“多数人之觉悟”，其中包括政治的觉悟和伦理的觉悟，这才是“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在这里，陈氏已接近于提出这样一个思想：要使封建主义的、处处被动挨打的中国走向现代化，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全面改造中国社会及其文化，从生产方式、技术手段到政治制度，以至于思想文化体系的最深层次。
中国文化一方面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以滋补本民族的文化血脉，另一方面，在与外民族文化系统的交流中，也传递出其独有的“智慧之光”，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梁启超曾分中国史为“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三阶段，而以秦统一至清乾隆末年为“亚洲之中国”时期。从秦至清约2 000年间．中国是亚洲历史舞台的主角，中国文明如同水向低处奔流，气体由浓聚点向稀释区扩散．强烈地影响着亚洲国家，日本、朝鲜和后来独立的越南，均以中国为文化母国，大规模地受容中国文化。
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之间的交往由来已久。4世纪中叶，大和政权统一日本。公元600年，日本派出第一次遣隋使，新兴、强大的隋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