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二 文章明代家庭生活伦理中之妻妾关系更新完毕开始阅读f4ef950cba1aa8114431d93e
无不置者”(63)。又如栾平人李伯纪的妻子徐祥英，贤而无子，主动为其丈夫“置二妾”(64)。当然，从总体上说，妻妾关系的融洽，在很大程度上是正妻主动为丈夫纳妾所致。这种网开一面的做法，显然带来了家庭安定的理想效果，其结果则是正妻因为自己的豁达大度而赢得丈夫和媵妾的信任。(65)
尽管在明代不乏妻妾和睦相处的例子，但若仔细加以考察，正妻主动替自己丈夫置妾，究其本意有些还是因为出于害怕别人议论的考虑，并不能藉此证明正妻不妒。如有一官员之妻某氏，妒而无子，“惧人议，为置三妾”，而事实上其丈夫根本不得与三位小妾接近。(66) 从明代众多的史料记载来看，更多的还是妻妾争宠。妾与正室，其事奉丈夫之道，各有不同。小说《金瓶梅》对此作了比较：“大抵妾妇之道，蛊惑其夫，无所不至，虽曲身忍辱，殆不为耻。若夫正室之妻，光明正大，岂肯为此！”(67) 所以，做丈夫的往往被妾妇所迷惑，沉溺于床笫，甚至将正妻的规劝置若罔闻。 妻妾之间的不和，显然源自两者在家庭中的争宠乃至随之而来的妇妒。从明代史料记载中可知，正妻甚至有权将妾卖给他人。如汪道昆记载：“乡人郑叟出贾，妻遣其妾归贫家。妾故有身，去六月而生子。”(68) 即使是已经怀孕的妾，正妻也有权将其卖给他人。可见，妾仍然难以逃脱婢的地位。
明代即使在名人家庭，也不乏妒妻之例，如戚继光之妻就不容丈夫纳姬置妾。戚继光最初与其妻子王氏还是过了一段恩爱的日子，确实可以称为同甘共苦。但在戚继光纳了众妾之后，其妻却是妒心大发。史载其事道：
一品鸷而张，先后有子，皆不禄。少保阴纳陈姬，举祚国、安国、报国，沈姬举昌国，杨姬举辅国。御人露诸姬多子状，日操白刃，愿得少保而甘心。少保裹甲入寝门，号咷而诉祖祢，乃大恸；一品亦弃刃，抱头痛哭，乃携安国子之。安国既受室而殇，一品解体，囊括其所蓄，辇而归诸王。(69)
这种正妻对小妾的嫉妒，往往是因为正妻无子，而小妾有子。明代的小说也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具体事例。成书于万历年间的小说《百断奇观重订龙图公案》（今印本改称《包青天奇案》）中之《手牵二子》一则，记载了江州德化有一冯叟，家颇饶裕。其妻陈氏，美貌无子；侧室卫氏，却生有二子。为此，陈氏担心己无所出，将来一旦色衰，会失去丈夫的宠爱，所以心里对卫氏总是存着一分妒害之心，只是无衅可乘，但最后还是设计将卫氏母子谋害而死。(70)
正如明宫中有后妃之争一样，在民间的家庭生活中同样存在着妻妾之争。尤其是在一些官宦人家，命妇以其法律赋予的特殊地位，对家庭中的妾、侍婢抱有一种嫉妒的心理，因而体现出其必然的妒悍之态，殴打或者逼死妾、婢，甚至公然杖杀妾、婢。这方面的例子相当之多，不妨试举几例如下：
第一个例子发生在宣德年间。史料揭示：
宣德六年，御史傅敬妻，殴妾中其要害，妾自缢死。当治罪，有司以敬妻曾受封为疑。上曰：“妇妒已是恶行，况以妒杀人，其恶甚矣。”命罪之如律。(71)可见，受封可以成为命妇的保护伞，在某种程度上也助长了她们的嫉妒心理。 第二个例子是发生在成化末年的事情，其中一位命妇因为妒悍而杖杀侍婢十余人。事情的原委，史料有如下记载：
礼部致仕左侍郎杨宣妻王氏，素妒悍，杖杀侍婢十余人，宣不能制。东厂上其事，命逮治。刑部拟赎如律，宣则赎杖仍致仕。上曰：“王氏虽命妇，例应纳赎，但肆意残酷，仍命刑部杖之五十，使知所儆。”(72)杖死妾婢十余人，刑部按明代法律仅仅拟以纳赎这样的处分，已是明显看出法律内部所规范的妻妾之间的不平等。正是在此基础上，明宪宗才从重加上了“杖五十”的刑罚，似乎已经是一种很重的处罚了，难怪明人沈德符在这一记载的后面有这样一段感慨：“此例若行于今世，足使士绅之妻渐惧不敢恣，但恐贵臣如杨宣，隐忍不敢发
耳”。
第三个例子发生在弘治年间，是一位命妇逼死甚至参与亲手杀死小妾的案子。事情的经过如下：
弘治十一年，泗州知府许弼妻孙氏，妒妾朱氏有娠，以药毒之不死，用铁椎击其脑。朱惧，自缢死。复以石压其腹，羊毛塞其口鼻，以棺载出复活。事发，上命杖孙氏八十，离异。(73)按照法律的规定，即使命妇将妾殴打致死，也不过是纳赎而已，处以杖刑，已经算是法外加刑了，是出于皇帝的特旨。 第四个例子，史载其事道：
林公鹗母程淑人，性严。终日侍立，稍不当意，则跪请移时，虽终夜不敢离左右，家有大小事，必咨启后行。母始娠，为嫡母所妬，百计堕之不能。既而父惧害，寄养于其所亲某教谕，移至苏。学稍长，即励志经史。后举进士，迎养其所生父母于京师。及守苏郡，母令夜陈其日所行事，或有过即笞之，故公得以贤能称。(74)妾一旦进入家庭，甚至所生儿子也被嫡妻所妒，惟恐由此而夺自己之宠，所以才出现这样一种百计谋害妾肚中之子一类的事情。 明末人魏学洢作有一首《长水怨》，此长歌是为他的友人之妾而赋，较详地反映了明代士人之妾的哀怨生活。此歌颇长，不能全部引述，仅将其故事节录如下，从歌中可知，此妾在嫁给人做妾之前，曾接受过很好的教育，歌中云：“十三学钗书，十四工箜篌。十五临窗绣，精妙世无俦。”一旦嫁为人妾，当然也有过一段得到丈夫宠爱的日子，如自己绣上一幅大士像，再邀请自己的郎君在上面题诗一首，正如歌中所云：“郎书拟右军，妾心亦委婉。针锋与笔意，曲折随郎转。绣罢持似君，秀色堪舒卷。顾我每微笑，妾颜先自腼。”但是，为人之妾的生活毕竟是一番别样的景象，从这种角度来说，歌中所云“落地为女子，可怜侧室难。陡然一回想，心事惨不欢。虽复蒙君怜，鲛绡恒不干”，应该说基本反映了当时的事实。这种以泪洗面为人妾的生活，自然来自正妻的嫉妒。正如歌中所云：“大妇贵家女，妾身臧获看。上堂伺音声，下堂候颜色。含羞入空房，恻恻潜相忆。虽然潜相忆，无用长太息。”即使被正妻视为“臧获”，但她还是对丈夫抱有一丝的希望，盼望能得到丈夫的爱，只有这种爱，才能暂时抚平心中的创伤，才能忍受家中这种非人的待遇。“诚得君子欢，不怨长离隔。”显然道出了为人妾者的心里话。待到正妻死后，本有望扶正成为主母，但还是事与愿违。尽管是“一家身独当”，而且随自己的丈夫漂流四方，甚至其撑持家务的生活也相当沉重，亦即歌中所描述：“妾首瑞飞蓬，并日忘食事。上无姑嫜亲，下无得力婢。旋出旋又入，常恐呼不至。忧劳填胸臆，刺刺肝肠碎。岁月渐消耗，妾身亦不支。带围日趋缓，空复存腰肢。”然终究因为嫁为人妾十年，而不曾生一“男儿”，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所以，丈夫为了自己的子嗣，又两次“蓄婢”。即使如此，她也是毫无怨言。最为令人难以忍受的是，丈夫又另娶新娘，由新人来重新支撑“门闾”。这不仅仅是持家权力已被剥夺，更是一种感情上的抛弃，正如歌中所云：“君心爱幸绝，迥与旧人殊。非必颜色殊，新旧自相渝。新人哭亦妍，旧人笑不如。孤房过慰藉，眄睐聊斯须。情知心不存，词说空尔为。”有了新人，自然会忘记旧人，甚至最后将旧人抛弃。歌中的主人公亦即那位小妾，其最后的结局还是难逃被人休弃的厄运。正当她回家探亲之时，得到的却是来自丈夫的一封休书。这位小妾嫁入丈夫之门十年，先是受正妻之辱，继又操持家务，抚养小姑，亦即所谓的“十年守穷贱，心事多苦悲”，但最后还是因为没有为丈夫生一男儿，中途遭致情变，被丈夫休弃。究其原因，诚如歌中所云：“妇人失夫心，百念无可为。”歌中最后云：“一字一呜咽，行道皆酸憧。”(75) 确实道出了为人之妾的悲惨境遇。
显然，如何正确处理妻妾关系，这是摆在很多明人面前比较尴尬的问题。尽管很多士大夫明知一夫一妇是“正理”，但法律允许年过四十而又无子者可纳一妾，以便能嗣香火。这也被一些士大夫所认同。但在纳了妾之后，又必须有一个“调停”之法。如果不善调停，导致妻妬而不容，妾悍而难驭，就不仅仅会导致家中鸡犬不宁，而且也会影响生育。其实，正妻对
待小妾，并非一概是嫉妒，有时也有比较宽厚之举。但即使如此，正妻还是对诸妾严加管束。下面的一则记载，基本反映了这种妻妾关系。如邱氏，为苏州人俞钦玉之妻。俞钦玉则为刑部尚书俞士悦之子，颇知书，但轻财好色。钦玉借称邱氏无子，公开置妾七人。作为正妻的邱氏，尽管对丈夫置妾不加阻拦，甚至待妾还相当“慈惠”，但对这些小妾则严加防范。小妾每天早晚出入房闼，皆有节制，而童子年过15岁以上，更是不许入中门。成化年间，俞钦玉游览京城，客死于教坊司妓家。自此以后，邱氏“待众妾益厚，而制驭益严”。丧事一完，只留下生有儿子的两位小妾，其他均遣发改嫁。(76) 三、妾身份地位变化的新动向 通观明代家庭生活中的妻妾关系，士大夫普遍纳妾之风一旦形成，妾的身份地位也相应发生了部分的改变。在明代的士大夫中，身边没有侍姬者，尚能找到一些例子，葛守礼与于谦就是其中的代表。据史料记载，葛守礼终身不置姬，年近50岁时，他的夫人考虑到已经年老，“求一姬奉之，公固不肯”(77)。于谦的勋业也是世所共仰，他一直与夫人董氏居住在一起，“共甘淡泊，旁无姬妾”(78)。身边无侍姬，对于当时的士大夫来说，确实应该说是一种特例。至明代末年，在官场上流行这样一句俗语，说读书人中进士以后，大多“改个号，娶个小”。可见，纳妾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也是一种时尚。有些官员尽管正妻严正，自己心中也有所畏惧，但还是难以抑制自己的好色之情，所以广置小妾。如宣德年间，工部尚书吴中，贪财好色，“嬖妾数十人”。正因为此，吴中才对其妻有所畏惧，甚至此事被明宣宗所知晓，“命伶人作惧内戏以笑之”(79)。所娶之妾，一些青楼的名妓当然是一可供选择的对象，但更多的还是选择良家妇女。明人谢肇淛有一段品评当时各地女子的记载，虽然不能说全是为那些纳妾者提供指南性的服务，但这种记载的出现，无疑是为了迎合当时士大夫的需要。谢氏记道：
维扬居天地之中，川泽秀媚，故女子多美丽，而性情温柔，举止婉慧。所谓泽气多，女亦其灵淑之气所钟，诸方不能敌也。然扬人习以此为奇货，市贩各处童女，加意装束，教以书、算、琴、棋之属，以徼厚直，谓之“瘦马”??古称燕、赵多佳人，今殊不尔。燕无论已，山右虽纤白足小，无奈其犷性何。大同妇女姝丽而多恋土重迁，盖犹然京师之习也。此外则清源、金陵、姑苏、临安、荆州及吾闽之建阳、兴化，皆擅国色之乡，而瑕瑜不掩，要在人之所遇而已。(80)上面谢氏所品评的各地女子有扬州、燕、山西、大同、清源、南京(81)、苏州、杭州、荆州、建阳、兴化等地。在谢氏看来，古称燕赵多美女佳人，但在明代已是名不副实。北京即古之燕地，而且明代在北京做官的士大夫也喜欢纳北京女子为妾，但谢氏对北京女子的批评最为严厉，说她们有“五不善”，即馋、懒、刁、淫、拙。士大夫一旦将其娶进门，携带至故里，她们则撒泼求离，父母兄弟群然嚣竞，很少有勤俭持家之人。(82) 在清代，民间有些俗语称苏州所产有状元、小夫人两种，说明当时，士大夫颇为看好苏州女子，并多纳其为妾。妾的称呼，除了小夫人之外，尚有“如夫人”或“阿大”两种称呼。(83) 在明代，苏州女子之名尚不及扬州，而扬州之闻名，也是因为其“瘦马”(84)。正如明人王士性所言，当时天下各地到处出美女，但很多人纳妾还是选择扬州。这显然有其原因。王士性曰：
广陵蓄姬妾家，俗称养瘦马，多谓取他人子女而鞠育之，然不啻己生也。天下不少美妇人，而必于广陵者，其保姆教训，严闺门，习礼法，上者善琴棋歌咏，最上者书画，次者亦刺绣女工。至于趋侍嫡长，退让侪辈，极其进退浅深，不失常度，不致憨戆起争，费男子心神，故纳侍者类于广陵觅之。(85)在晚明，伴随着士大夫纳妾之风而来者，则是家庭内的妇妒之风。士大夫纳妾，除了子嗣的考虑之外，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自己“好色”之欲。如何既能满足自己的好色之欲，又能避免“主母”之妒，从扬州纳妾就成了首选。原因很简单，扬州所出的瘦马，既有妇人必备之色，也有琴棋、厨艺一类之技，更因为她们从小所接受的教育，就是如何成人之妾后维持家庭的安宁。正如明人沈德符所言，这些瘦马曾经接受过“自
安卑贱，曲事主母”的教育，因此，即使是大家庭中的妒妇，也有“严于他方，宽于扬产者”(86)。士人纳妾，最担心的就是妻妒忌，妾争宠，但纳扬州瘦马为妾，士人就可免于此类烦恼。
明代的法律与礼制规定了只有正妻可以获得封赠，而妾婢则无此荣耀。这有很多例子可以证实。如洪武十六年（公元1383年），广东都指挥使狄崇、王臻等，将妾收为继室，上疏乞求封诰。明太祖朱元璋将此事交给廷臣讨论，当时礼部尚书任昂等人坚持不给封诰。朱元璋最后还是听从了他们的主张。(87) 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瞿景淳进侍读学士，署院事，总校《永乐大典》，又掌诰敕。当时锦衣卫指挥使陆炳正好得到明世宗的宠幸，权倾天下。陆炳先后娶了四位女子，打算给最后一位女子请封。为此，兵部移牒相请，被瞿景淳所否；内阁首席大学士严嵩再次为请，又被景淳所否。无奈之下，陆炳只好“橐金夜投”，希望通过贿赂而使小妾获封。即使如此，景淳还是笑道：“吾所守，礼也。公毋溷我！”陆炳之妾终究还是没有获得封号。(88)
为人之妾不能借助丈夫而得到封赠，却可母以子贵。换言之，如若妾生之子出仕做官，那么就可以借助儿子而得到封赠。这套制度定于洪武二十四年，当时在封赠问题上就遇到了嫡母与庶母如何处理的问题。兵部尚书茹瑺上奏道：“庶子袭武职，例止封嫡母，所生庶母无封赠。”翰林学士刘三吾奏言：“宋制：母以子贵，庶母亦依所生子之秩封赠。”为此，朱元璋专门下诏，庶母也按照宋代之制加以封赠。(89) 此制才得以最终确立。
尽管礼制规定了妾不得封赠之制，但从明代的史实来看，也有例外。早在宣德年间，内阁大学士杨士奇的原配为严夫人，严氏死后，就以婢郭氏侍巾栉。当时命妇朝贺之时，只有杨士奇没有夫人，于是太后就命召郭氏入宫，不久又命照例封授郭氏，但不为例。(90) 嘉靖年间，大学士夏言之妾苏氏，也诈称是再继之妻，上请得封。(91) 另外，母以子贵，这是明代社会的基本特点。尽管制度规定了妾不可因丈夫之贵而得到封赠，即使贵为内阁大学士，也必须将妾的身份改为继室之后，方可冒领封赠。但假若其子出仕，并且三载考绩得优之后，妾同样可以借助于子之贵而得到追赠封号。如李氏曾任凤阳知府，其嫡妻为杨氏，副室为赵氏。赵氏生子李棨，并出任陕西凤翔县知县。在任三载考成为优，于是其嫡母杨氏赠为“恭人”，而生母赵氏则赠为“孺人”(92)。可见，尽管妾可以藉子之身份得到封赠，但在封号上仍然低于正妻一等。
明代的小说同样提供了一些以妾为妻的例子，说明法律在实践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小说《二刻拍案惊奇》记一位韩侍郎带着家眷上任，船在路过扬州时，因为夫人有病，就纳了一个偏房江爱娘，专门服侍照顾夫人。到了京城，不料夫人病重而死，家中一切均由其妾爱娘掌管。爱娘将家事处理得井井有条，甚至胜过原先的夫人。内外大小，无不喜欢。韩侍郎也深感满意，就选择了一个吉日，立为继室。当时正好遇到弘治改元，官员之妻可以覃恩得到封诰。韩侍郎就将江氏入册上报，请下夫人的封诰，从此内外均称江氏为夫人。(93)( 上述例子尽管亦属以妾为妻，但终究还是经历了将妾改立为继室的基本程序。而在民间的私例中，妻妾在死后的名号上，同样存在着一些争论。小说《金瓶梅》通过西门庆爱妾李瓶儿死后，在丧礼名号问题上的争论，将妻妾的地位之争给以淋漓尽致的揭示。小说说及李瓶儿死后，首先需要写孝帖，当时西门庆要求在帖上写上“荆妇奄逝”。这一要求，其实就是以妾为妻的具体例子。这或许出于下面两种考虑：一是李瓶儿曾为西门庆生有一子，此子虽早已夭折，但毕竟李瓶儿可母以子贵；二是李瓶儿一直为西门庆所宠。尽管如此，但这不符合明代的法律与礼制，所以当西门庆的西宾温秀才在接到这一指令后，颇感为难，只好悄悄与应伯爵商量。应伯爵同样持一种反对意见，其理由是西门庆的妻子吴月娘还活着，如何就能称李瓶儿为“荆妇”？此事只好暂时搁下，小说在后面并没有再交代最后在孝帖上如何书写。其次，在题铭旌时，又碰到一些问题。西门庆要求写“诏封锦衣西门恭人李氏柩”。这显然也违反了当时的礼制。按照明代的礼制规定，只有四品以上官员之母与妻才得以封恭人，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