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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徐志摩的美学追求

徐志摩,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旷世逸才,作为一位新月派的著名诗人,他尊崇闻一多关于诗歌“三美”的观点。积极地在现代白话格律诗的原野上耕耘,形成了一种新颖、独特、清新的诗风。徐志摩的诗歌创作是西方现代文学思潮与中国古典文学精华的结合体,弥补了新诗在对旧诗的抗争中忽视了艺术形式的完美这一缺陷。诗人在这圆形的舞台上,用心、用情回到起始,无论是喜是悲,他那独有的“理想主义”始终是其生存的信念,伴随至终。形成了以“爱、美、自由”为核心的单纯人生信仰,并倾其一生的热情和执着,孜孜追寻这三者合一的理想化境界。

徐志摩的诗,能穿透云和现实,是因为诗人在诗中寄托着他的全部人生理想。而他的诗歌的思想特色最主要的就在于对理想的追求,在这个追求在他的早期诗歌中表现得最为直接.

对理想的追求,既是徐志摩早期诗歌的主要内容,也是他全部诗歌的美的显现。在这类诗中,可以看到“五四”时期那种充满时代气息的乐观,进取,向上的精神,可以看到诗人希望中国摆脱贫穷、落后,走向进步、富强的愿望。对现实的不满,是徐志摩后期诗歌的主要内容,是理想追求过程中对现实社会失望和指责。这类诗既是对军阀战争的揭露,对人民生活的同情;也有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斗争的不懈攻击。这种看似矛盾的思想态度,正是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的表

现,也是他们的资本主义理想不能实现的致命弱点所在。对爱情的歌唱在徐志摩诗歌的前期和后期都占有突出的比重,其中有许多作品都表现了追求个性解放的时代特征,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徐志摩的爱情诗歌中,“爱情”常常是理想的化身,许多追求理想,不满现实的作品,都是以爱情诗歌的面目出现的,“如《翡冷翠的一夜》中的“??进了天堂还不一样的得照顾,/我少不了你,你也不能没有我;/要是地狱,我单身去你更不放心,/??你不能忘我,爱,除了在你心里,/我再没有命;是,我听你的话,我等;等铁树儿开花我也耐心等,/??”诗人从两个方面写对爱情的坚贞不渝,一是写“进了天堂”或“要是地狱”都要仍是成双成对;二是写“等铁树儿开花我也得耐心等”,诗人笔墨驰骋,多角度,多层次,淋漓尽致地写了爱的主题。

纵观徐志摩诗歌的思想层面,他可谓是一个“焦点“式的人物,在他的身上汇集了“五四”时期的几乎所有的思想和观念。这些不同乃至对立思想与观念却奇妙地围绕着他的人道主义理想而集合成了一个拼盘。也许历史正是如此启示着人们,愈是复杂的诗人,就愈是有魅力。因为,徐志摩把人生的复杂性作了诗意的提炼,我们从中不仅窥见到自己,而且也窥见到社会。而这一切,要不凭借诗人的笔墨,

常常难以曲尽其幽的。徐志摩复杂而又矛盾的世界观,实际上反照出了那个时代思想多元化的局面,于是他对社会变革的热情与他对革命的恐惧构成了一对相当深刻的矛盾。使他在现实中很难看到光明的存在。这一无法解脱的困境便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他从乐观主义向虚无主义跳越,最终滑入了悲观和厌世。而这种跳越又规定了他诗情的变迁。规定了他作为那个时代的苦闷,消沉情绪代言人的命运,规定了他在诗歌内容上越来越偏重悲剧情感的传达。由于他的理想在当时的中国只是幻想,因此,他被称为中国布尔乔亚“开山”的同时又是“末代”的诗人。从主观上来看,徐志摩以他自己的作品说明了他是中国资产阶级(“布尔乔亚”)作家中最有成就的诗人。同时更对资本主义理想表现的最为钟情,最为充分的诗作。从客观上来看,中国资产阶级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它的地位微弱的,他的存在的时间也是极为短暂的,在徐志摩前后,都没有出现过真正的有成就的资产阶级诗人。也正因为如此,徐志摩所追求的理想,只能是极幼稚的幻想。作为一个现实之人,其理想走投无路是悲剧性的。而作为诗人,徐志摩有暖至寒的诗情变迁亦为悲剧性。

徐志摩除了苦苦追求人生理想外,在诗歌的艺术上同样也作了不懈的努力与追求,可谓又是一个“焦点”式人物。他在诗艺上的变化多端的复杂局面是当时渗进中国的各种主要西方艺术思潮和方法综合影响的后果:浪漫主义、唯美主义、颓废主义、古典主义、象征主义等等,都随着他的诗艺探索而不同程度地汇集到他的身上。通过徐

志摩,几乎可以看到五四时期中国新诗在诗艺方面总的轮廓。徐志摩对诗艺实验的巨大热情,除了源于他的个人艺术兴趣外,一方面产生于他所接受的英国文学的熏陶,一方面则产生于当时 新诗的历史缺陷:人们在摆脱传统诗艺的僵死格局,追求平易自然的诗风,创造性地起用白话语言来传达时代感受,给中国诗歌传统加添“旧诗格所不能表现的意致的声调“”。徐志摩与闻一多一起,竭力克服白话诗流行以来所存在着的空泛、浅显的毛病,成为二十世纪现代诗坛上成就最突出的新月派代表诗人和主要组织者。徐志摩作为新格律诗运动的先驱之一,虽然他在诗歌理论上没有提出闻一多的“三美”那样严格具体的要求,但他仍然主张要把创格的新诗作为一件认真的事情来做,强调诗文与各种美术的新格式与新音节的发现,追求一种诗歌的“完美”的形式,反对诗歌创作的随意性。

徐志摩在诗歌创作的实践中,善于根据不同的内容而是采用不同的形式,运用不同的手法,来创造不同的然而又都是优美和谐的音乐旋律,如《再别康桥》只因康桥,是诗人心爱的对象。在临别前,要描绘它是多么难呀,说过分了怕闹了它,说得太谨慎了又负了它。于是,诗就如此开了头:“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诗中连用三个“轻轻的”,抒发了诗人与康桥依依不舍的离别之情。诗的节奏是轻快的,旋律是柔和的。音乐性极强的诗句为我们刻画了诗人的形象;他那飘逸潇洒的风度,轻盈的脚步,甚至那多情温柔的神态,似乎都通过了音乐的旋律呈现出来。

综合上述,徐志摩对新诗的美学追求以成为一种规律性的内在要求,成为新诗发展的必然趋势。当然,徐志摩是从唯美主义的角度首次将新诗引向自律的轨道,完成了对早期新诗的无治状态的超越。只有在这一高度上,我们才能看清徐志摩诗意探索的历史功绩。虽然徐志摩并未达到完美的境界,但作为当时“唯一”在新诗艺术方面“锲而不舍”的“努力的人”,他毕竟为新诗带来了许多新观念,新方法和新体制,增强了新诗的表现力,提高了新诗艺术素质,巩固了白话诗在文学诗在文学史上地位,并为人们在新诗探索上拓宽了各种各样的发展前景。徐志摩曾明确指出:“艺术的原则从特殊的事物里去寻找普遍性,这共性就是真理。其实,在艺术的范围里,也只有从剥尽个性的外皮,方可以窥见到真理的内核”(4)而这,正是徐志摩艺术观念中自我意识的真正归宿。他为新诗“创格”功效卓著创造整一路的诗风,而且纠正了自由体诗因过到散漫而流于平淡肤浅弊端。在这一方面。徐志摩应当是毫无愧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