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三 文章名家解读古代文学罗宗强：社会环境与明代后期士人之心态走向更新完毕开始阅读fc5568f5b1717fd5360cba1aa8114431b80d8e51
【名家解读古代文学】罗宗强：社会环境与明代后期士人之
心态走向
对于明代后期不同之士人群落，他们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人，他们都在想些什么，应该给予如何之评价，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同一个人、同一群落之看法，不唯千差万别，甚至天玄地远。作为明亡过来人的王夫之，对于明代后起之新思潮，就表现出极端之厌恶。他说：“阳明天泉付法，止依北秀南能一转语作胡芦样，不特充塞仁义，其不知廉耻亦甚矣！”他的意思是说，阳明思想，不过禅家者流，而妄谈仁义。因之他就给了极严厉之批评，说是不知廉耻。他对于李贽及其相近之士人群落，更是厌恶之情，溢于言表。他说方密之“特其直斥何心隐、李宏甫为刑戮之民，则允为铁案；绝无关系处，以身试灯油而恣其意欲。无知轻躁之徒，翕然从之，其书抵今犹传，乌容不亟诛绝之也！”又说李贽在任云南姚安知府时，“恣其贪暴，凌轹士民，故滇人切齿恨之”。
关于李贽在姚安知府任上贪暴之事，并无确凿之证据，只不过由于对李贽思想行为之否定，从而亦信有关李贽贪暴之传闻。王夫之对于万历时任情纵欲之士人群落，同样持否定之
态度。他说：“潘之恒以纳赀入太学，用淫媟术事宾尹，施施以兽行相矜，乃至纂撰成编，列稗官中，导天下恶少年以醉骨。而袁中郎、钱受之、钟伯敬辈争推毂之恒，收为名士。廉耻堕，禽风煽，以使神州陆沉而莫之挽。”[这是说，潘之恒、袁宏道他们亦负有神州陆沉之责任。与之相反，也是明亡过来人的钱谦益，则称李贽为姚安太守时“政令清简”，且对其人格备加称赞：“卓老风骨棱棱，中燠外冷，参求理乘，剔肤见骨，迥绝理路，出语皆刀剑上事。”他视李贽为异人。他也并不否定袁宏道与潘之恒。他说袁宏道为吴县令时，“县繁难治，能以廉静致理”。[3]他对于潘之恒，也只用了一种中性之叙述：“好结客，能急难。晚而倦游，家益落，侨寓金陵，留连曲中，征歌度曲，纵酒乞食，阳狂落魄以死。”也是明亡过来人的张岱，则把东林党人看作败国亡家之祸害。他用了四十余年完成《石匮书》，有人批评说书中没有拥载东林，不合时宜。他为此有一大段议论：
弟闻斯言，心殊不服，特向知己辨之。夫东林自顾泾阳讲学以来，以此名目祸我国家者八九十年，以其党升沉，用占世数兴败。其党盛，则为终南之捷径；其党败，则为元祐之党碑。风波水火，龙战于野，其血玄黄，朋党之祸，与国家相为始终。盖东林首事者实多君子，窜入者不无小人，拥载者
皆为小人，招徕者亦有君子。此其线索甚清，门户甚迥。作者一味模糊，不为分。……东林之中，其庸庸碌碌者不必置论，如贪婪强横之王图，奸险凶暴之李三才，闯贼首辅之项煜，……今乃当东林败国亡家之后，流毒昭然，犹欲使作史者曲笔拗笔，仍欲拥载东林，此其所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
所谓不合时宜，就是说，明亡后有一种肯定东林之普遍倾向，而张岱与之异样。但是张岱之看法，亦自有其理由之所在。他是从东林士人群落内部之复杂，从党争之实际效果说的。他亦没有否定东林首事者多为君子。我人知道，称许东林士人群落者多肯定其以程、朱理学反阳明心学。是则张岱并不注重其思想之倾向。
明亡之后，反思明亡之原因，自有种种之看法，有称亡于君，有称亡于党争，有称亡于民乱，有称亡于阉党，有称亡于王门子弟之清谈，有称亡于外族之强项，有称亡于政之腐败、世风之败坏等等，不同之视觉，不同之论断，无虑数十种。上述涉及士人之不同看法，其实多是反思明亡因由之衍生物。
对明代后期不同士人群落之不同评价，自有评价者思想倾向、素养、爱憎之不同，但亦存有对明代后期社会之复杂性应如何看待之问题。
影响明代后期士人心态走向的，有政权之运作与生存状况，思潮之发展变化。生活条件、生活环境、生活风尚之变化等诸多因素。而此种种之因素，又各各呈现为复杂之面貌。对于每种之因素，很难用是与非作简单之划分，往往是非交错，是非并存。此一种之复杂性，正好说明明自嘉、隆以来，思想与社会生活，都发生了很大之变化，富可敌国与民无立锥之地；歌吹宴饮与饥民流徙；商业的发展与贿赂公行；连绵的水旱灾伤、民变；边境战争不断；皇权的高度集中与政府之瘫痪；阳明心学与程朱理学、佛、道各种思想并存、纠结；淫乐、争斗、享乐、四面楚歌。整个一副末世景象。士人处于此种环境中，心态之变化自然受其影响。
自生活环境之变化言，我人都知道，明代后期商业有很大之发展。商人以其积聚之大量财富，社会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有儒商之出现，有可儒可商之人群，儒与商之界线逐渐淡化。商业之发展正在改变着人们的观念、生活趣味与生活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