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体性》读后感 联系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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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针对“文如其人”说,也称“文品与人品的关系问题”,意见纷纭,大致有三种见解:文如其人、文不如其人与文不一定如其人。诚然“文如其人”这一古老判断仍有很强的说服力,而佐证其他两种观点的事实与理论亦不在少数。因此《体性》一篇也经常受到质疑。

本文仅就《体性》篇所谈“体”与“性”之关系,试谈刘勰“文如其人”说的涵义与适用范围,并补充作品风格论的相关内容。 一.释“体”、“性”

首先看“体”,纵观《文心》全书,“体”字主要有两种含义。

一指作品样式、体裁。如“原夫论之为体,所以辨正然否……乃百虑之筌蹄,万事之权衡也。”(《论说》)这里的“论”接近于现代意义上的“体裁”,并指出了该种体裁的具体可用之处。

二指作品的风格。《体性》篇是全书风格论的骨干内容,其“体”侧重于文体的直观状貌,但也包含文体的作用。开篇“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其中“形”“见”“显”“外”四字,皆表明了文体状貌的直观性。下文“若总其归途,则数穷八体。”所谓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都是文辞与内容相结合而言的。如文辞“典雅”者用以“镕式经诰”,“远奥”用以“经理玄宗”;文辞“精约”可“剖析毫厘”,“显附”则可“切理厌心”。

其次看“性”,“性”承此前的《神思》篇而来,“神”“情”“思”皆关乎“性”。《体性》篇将“性”的构成要素归纳为“才、气、学、习”,大致可理解为作家的才能、气质、学识和习染。才、气属“自然之恒资”,学、习属后天“陶染所凝”,故《札记》云:“性由天定,亦可以人力辅助之,是故慎于所习。此篇大旨在斯。”

刘勰之前的文论家,往往片面强调作家的先天禀赋与个性气质。自王充“人禀元气于天”以来,曹丕首次将“气”引入文论视域,“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而且“引气不同,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至《人物志》刘昞注:“性质禀之自然,情变由于染习,是以观人察物,当寻其性质也。”已认识到后天“染习”的辅助性。

刘勰的“才、气、学、习”说,仍以才气为主,“才力居中,肇自血气”是也;却也认为“若夫八体屡迁,功以学成。”如此突出了“学”、“习”的重要意义,可谓识见深远。

总言之,天资恒,学习变,故“笔区云谲,文苑波诡。”就是说,“性”的异同与变化引起了作品风格的多样与多变。只有先明确这一点,才可以谈论何为“文如其人”。

二.辨“人”、“文”

关于“文如其人”立论的前提,刘勰无疑接受了西汉扬雄在《法言·问神篇》中的论断:“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认为“文”是人内心的显现,故知文能论人。魏晋南北朝时期,盛行人物品鉴之风,出现了大量人品与艺品相联系的言论,它们立论的前提与“文如其人”是一样的。 錢锺書先生指出“譬声之有回响,画之有临本,出于假借,所‘形’者,果谁之‘心’哉。”认为文之形貌并不只缘自作者一人的“心画心声”,子云所作《法言》一书本身就有模拟《论语》的意图。个人之心离不开他人之心,故不可能存在某种单纯的“人”与“文”之间的因果关系。这就表明了“文如其人”这一命题有其一定的合理内涵和适用限度。

“文如其人”在历代莫衷一是的反响,多源自论者对于“人”、“文”概念的认识参差不一。就《文心雕龙·体性》篇来讲,“体”侧重于“文”的形式,思想内容在其次,如“文洁而体轻”“理侈而辞滥”“趣昭而事博”等莫非如此。“性”侧重于“人”的个性、气质,《体性》云:“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明显以作家的个性气质为主,如贾谊俊发、王粲躁锐、刘桢气褊等,都是指这些作家鲜明的个性特征。

纪评:“此言约略大概言之,不必皆确。百世以下,何由得其性情,人与文绝不类者,况又不知其几也。”这里大致有两层含义:

一是时光荏苒,斯人已逝,难晓其性情的全貌。与黄叔琳评的“由文辞得其情性,虽并世犹难之,况异代乎?”是一个意思。鉴于个人性情本身的复杂性,加上时空阻隔,所谓知人论文,或由文推人,都不可避免地带上品评者的主观意愿,故不必亦不能“皆确”。

二是历史上存在太多文不如其人的事实。持此见者,最喜以潘岳为例证,言拜尘小人也,颇不似其文之正。然“拜尘”非安仁之情性,一个人的情性固然影响其道德品行(《程器》篇专论道德修行),却不可等同。刘勰论“安仁轻敏,故锋发而韵流。”着意于潘岳的个性轻浮而敏捷,所以他的文章就锋芒毕露且音韵流动。根据《情采》篇“言与志反,文岂足徵”,又“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心缠几务,而虚述人外”,可见刘勰对于文、人相悖的事实是有所认识的。 《札记》驳纪评道:“不悟因文见人,非必视其义理之当否,须综其意言气韵而察之。”也就是说作家的情性不一定体现于文章的思想内容,必须体会其“意言气韵”是如何架构流转的。而且不能流于“文之工拙”,辞采华茂者多矣,重要的是于辞采之外,能否使读者体会出“骨气奇高”来。《谈艺录》云:“然所言之物,可以饰伪:巨奸为忧国语,热中人作冰雪文,是也。其言之格调,则往往流露本相;狷急人之作风,不能尽变为澄淡,豪迈人之笔性,不能尽变为谨严。文如其人,在此不在彼也。”更加确切地指出了“文如其人”的适用限度——了解作家的气质、个性特征,可大致推知其行文的风格。

《体性》篇正是在此意义上,才得出了“触类以推,表里必符”的结论。如论司马相如,根据其为人处世之“傲诞”——“长卿慢世,越礼自放;犊鼻居市,不

耻其状,托疾避患,蔑此卿相;乃赋《大人》,超然莫尚。”——联系其辞赋之“理侈而辞滥”,其个人气质的确与作品风格非常吻合。

值得注意的是,“文如其人”经过历代论者的引用、演化,已经成了古典文论方法论的一部分,具有深远的方法论意义。这样的推断方法,对于风格多样的作家,或前后有明显风格转变的作家,未免太简略草率。“拘者或执一文而定人品,则其说又碍而不通。”但是像刘勰那样探讨作品风格与作家个性之间的联系,试图确立起一种适用于探讨作家个性、创作心理方面的批评方法,仍值得借鉴。后世以为“文如其人”者,“虽非若景之附形,响之随声,而其大齐不甚相远,庶几契中之论,合于彦和因内符外之旨者欤。”

三.《体性》相关问题补充

《体性》篇论述了作品风格与作家创作个性方面的主观因素之间的联系。对于不同作家而言,个人的气质、性格各有区别,所以体现和表达个人情志的作品风格也变化多端,此“才性异区,文辞繁诡”之意。对于某一个作家而言,作品的文辞好比肌肤枝叶,个人的情志实在是骨干根本,故“表里必符”,知作品风格而可推想其“自然之恒资,才气之大略。”

本文将繁复的风格特征概括为“八体”,认为新奇与轻靡二体为当时文风流弊,此“雅丽黼黻,淫巧朱紫”之意。一人为文,难拘一体;何况逝者如斯,为文者往来不息,故“八体屡迁”。然则风格殊别,通变有术,只要“得其环中”,便能对八种风格作出个性化的取舍组合,形成独具一格的文风,此含以学力补救才性偏差之意。

关于学,刘勰首先指出“功在初化”“学慎始习”,言入门需正。其次初学者需要大量的模仿和练习,所谓“摹体以定习,因性以练才”,只有下过一番苦功夫,才能获得有如天资一样的风貌,此“习亦凝真,功沿渐靡”之意。

以上是《体性》篇的三方面基本论述,构成了本书风格论的骨干内容。谈及“风格”,几乎可以涉及到文学创作、审美过程的各个方面,《文心雕龙》其实有大量篇章都涉及到了风格问题。

如文体与风格的关系,全书第二大部分“论文叙笔”,被认为是继曹丕、陆机、挚虞等人之后古典“文体论”的集成之作,从《明诗》至《书记》二十篇专论,不仅包括各种文体的体制、功用和写作指导,其实也有很多风格论方面的内容。如《明诗》谈古诗“直而不野”,《颂赞》则“义必纯美”等。另有《通变》篇体现了《文心雕龙》一书的文学发展观,认为“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其所谓“常”即作品的体裁和一定体裁的创作原则,“变”指作家的独创性。文体常中有变,风格则变中有常。

如时代与风格的关系,《时序》篇云“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阐述了上古至两晋的文风流变,剖析了“蔚映十代,辞采九变”的风格变迁。论建安文

学,则“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此外,作家的经历、遭际、学养、才情等,都对作品风格的形成影响不一。《明诗》篇有“何晏浮浅,嵇康清峻、阮籍遥深”等句,就是结合了作家、文体、时代等多方面的要素来论述风格。

《才略》篇与《体性》篇颇有相通之处,“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之“师心”“使气”,即抒发个人真情实志的意思。另有《定势》篇论“因情立体,即体成势。”有学者认为“体势”指的是风格的客观因素,即作家写作一定文体时的客观要求(如诗词的格律),可与《体性》所谈之风格形成的主观因素互相参看。

综上,《文心雕龙》的风格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体性》篇只是从作家创作个性的角度予以论述,古老的“文如其人”的判断因此有其合理的前提和限度。

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故辞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各师成心,其异如面。若总其归途,则数穷八体∶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典雅者,熔式经诰,方轨儒门者也;远奥者,馥采曲文,经理玄宗者也;精约者,核字省句,剖析毫厘者也;显附者,辞直义畅,切理厌心者也;繁缛者,博喻酿采,炜烨枝派者也;壮丽者,高论宏裁,卓烁异采者也;新奇者,摈古竞今,危侧趣诡者也;轻靡者,浮文弱植,缥缈附俗者也。故雅与奇反,奥与显殊,繁与约舛,壮与轻乖,文辞根叶,苑囿其中矣。

若夫八体屡迁,功以学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是以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子云沈寂,故志隐而味深;子政简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坚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虑周而藻密;仲宣躁锐,故颖出而才果;公干气褊,故言壮而情骇;嗣宗俶傥,故响逸而调远;叔夜俊侠,故兴高而采烈;安仁轻敏,故锋发而韵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辞隐。触类以推,表里必符,岂非自然之恒资,才气之大略哉!